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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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宣言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宣言
（2010年6月10日至11日，塔什干）
2010年6月10日至11日，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或“本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在塔什干举行。成员国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发表宣言如下：
一、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正在确立，国与国相互依存更加紧密，全球化深入发展，对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组织成员国一致认为，当今世界变革不仅伴随着新威胁和新挑战，也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提供了新机遇。该秩序应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开展平等互利合作和国际法至上原则为基础。
成员国将恪守《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精神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规定，努力践行本组织的宗旨和原则。
二、本组织自成立以来，已成为国际地区安全与合作格局中的重要因素和高效、开放的多边组织。本组织将继续坚持不以意识形态、集团和对抗方式解决国际和地区发展中重大问题的做法。
成员国决心继续在本组织框架内密切开展全方位合作，将本组织建设成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地区繁荣的可靠保障。
三、鉴于吉尔吉斯共和国发生的事件，成员国重申相互支持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立场，反对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反对任何有可能引发本地区局势紧张的行动，主张任何分歧均应通过政治外交途径以对话协商方式加以解决。
成员国强调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尽快稳定对整个地区具有重要意义，表示愿为此向吉尔吉斯共和国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四、本组织成员国重申，联合国作为独一无二的甚至是难以替代的多边合作机制，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
成员国愿在联合国及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继续协作。改革关系到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利益，应继续进行公开、全面协商，争取找到凝聚最广泛共识的一揽子改革方案。
五、现阶段，安全领域的新威胁与新挑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首要议题。合作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解决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的众多问题尤显重要。本组织成员国将积极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安理会相关决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共同努力防范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并为此加强不同文明和文化间的对话。
六、成员国强调，加强协调，共同应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并减轻其不利影响应是本组织重点关注的问题。继续推进各成员国经济现代化，大力创新，保证有关各国平等参与重大国际问题决策，加强全球和地区协调是克服危机的重要保障。
本组织将致力于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实施区域内或区域间的交通、通信基础设施联合开发项目，提高成员国的经济竞争力。
七、建立基于尊重国际法和各国履行所承担义务的国际安全体系在当今世界具有决定性意义。为建立该体系，必须在裁军和不扩散领域采取持续有效的措施。
成员国主张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条款，包括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条款，并认为，作为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步骤，建立中亚无核区将为强化核不扩散体系、提高地区和全球安全水平作出重要贡献，核武器国家签署《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相关议定书将是为此采取的有效措施。
成员国欢迎2010年4月8日在布拉格签订的《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条约》。
成员国强调，不受限制地部署全球反导系统，如同在外空部署武器带来的危险一样，可能成为国际局势不稳定的根源，并导致各地区导弹武器的扩散和增加。
八、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局势持续恶化及源自该国的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跨国有组织犯罪仍是地区面临的严重威胁。作为维护安全的决定性因素，实现阿富汗和平稳定有助于整个地区社会经济持久发展。
成员国重申支持联合国在协调国际社会调解阿富汗局势的努力中发挥主导作用，认为单纯依靠军事手段并不能解决阿富汗问题。成员国支持推动由联合国主导并吸收阿富汗人民参与的谈判进程。
上合组织支持阿富汗成为和平、稳定的国家，强调应完全尊重阿富汗各族人民的悠久历史、民族根源和传统宗教价值观。
本组织支持成员国同国际机构和其他相关各方一道，参与实施阿富汗经济重建项目。
成员国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阿富汗毒品生产和扩散各环节的打击力度。为此，成员国表示愿同其他国际和地区机构相互协作，呼吁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在禁毒领域同上合组织成员国开展合作。
九、成员国指出，信息安全事关保障国家主权、安全、经济社会稳定和公众利益。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依法对互联网进行管理，并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扩大合作。
信息技术应被用于和平、发展、安全、繁荣的目的。成员国将进一步落实本组织已签署的该领域合作文件，为保障国际信息安全作出积极努力。
十、成员国指出，根据2004年提出的“塔什干倡议”，本组织在与亚太地区国际组织建立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和平、稳定和持久发展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成员国高度评价2010年4月5日在塔什干签署《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与联合国秘书处合作联合声明》。该声明规定了两组织合作的基本原则和方向。
十一、元首们批准《上海合作组织程序规则》和《上海合作组织接收新成员条例》是推动本组织进一步发展、提升本组织威望并完善本组织各机构工作法律基础的重要举措。
成员国支持进一步加强同本组织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的务实合作，吸引他们的潜力、资源和市场，共同参与本组织的活动。
十二、成员国强调，上合组织成员国及全世界范围内正在广泛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周年。这场战争的教训表明，即使在当前形势下，各国及各国政治领导人也有必要坚定决心，防止出现新的造成人类大规模伤亡的悲剧，共同有效应对全人类面临的挑战与威胁。上合组织成员国人民为取得二战胜利作出了主要贡献，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本组织成员国坚决谴责为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复活法西斯主义意识、散布排外主义、偏执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企图。
本组织将继续秉持和平、共同发展、平等合作、相互尊重、包容理念，扩大同国际社会的对话与合作，为加强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实现和谐与繁荣作出不懈努力。
成员国表示，明年将举行上合组织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
二0一0年六月十一日于塔什干
生育制度——奉子成婚引发的再思考
作者：张浠娟（福建力华律师事务所）
【问题】
怀孕了为什么多会考虑结婚？
奉子成婚的，办理生育证（准生证）时是否需缴纳社会抚养费或罚款？
奉子成婚究其原因是为了使生育合法化？
虽远在闽南，与外地老友谈笑时，老友总会随口蹦出一句“生个孩子吧，这才像过日子！”，就像听了多年“狼来了”一样，并未当真一笑置之。无论身边有无孩子，生活圈子里“孩子”总是话题的中心，最近又听到朋友叨念“本来就是奉子成婚的，去办准生证却让交社会抚养费，否则就不给办准生证。”
奉子成婚
一切人类社区第二个主要的需要就是种族的绵续。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说，这需要可以在极简单的方式中满足[1]。我们所见的有什么不同呢？以交配论，包括着求偶、做爱、选择、结合等，在任何人类社会中都有一套通行的文化风俗规定着[2]。这就是社会上所谓的婚姻，虽然婚姻风俗因地域而有所差异，但是普遍表现为双系抚育体系。
把抚育的任务交给一男一女的基本单位去担负可以说是采取了小群负责的原则。我已经说过，社会的新陈代谢作用是为了社会的完整，使全社会的各分子的生活能健全进行，所以是一种社会工作。这工作交给一定的小群去经营，所以发生了父母的双系抚育形式[3]。
对于组建双系抚育的婚姻而言，我们与其说：因为两性的爱好，所以愿意共同抚育儿女，倒不如说：因为要共同抚育儿女，两性间需要有能持久的感情关联[4]。与初民社会相比，即使是在社会结构、生活高度复杂化的今天，双系抚育虽不能完全胜任将孩子从“初生牛犊”教养成“社会人”的担当，但孩子仍是从双系抚育获得最初教养的。
因此，在“可意、可过、可忍”情形下，奉子成婚也就成了大家意识中的首选。
奉子成婚、准生证与社会抚养费或罚款
回头再查看《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02修订，以下简称福建省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禁止提前生育，婚前生育属提前生育的情形之一。第三十九条规定，提前生育的征收社会抚养费。
那么，奉子成婚所生育的孩子是否属于婚前生育的情形？关于此点，从邓某不服江阴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计划生育行政征收案（2007锡行终字第0044号）中看到了一点思路。案中男女双方于事实婚姻内育有一女，离婚后三个月又产下第二个孩子，法院认定，第二个孩子不属于非婚生育，仍属婚生子女，进而认定违法多生育一个孩子，应征收社会抚养费。对此观点又进一步解说：虽然产下男孩时事实婚姻关系已经解除，但怀孕与生产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不能孤立地只凭生产时的婚姻状况来判断小孩的身份。该孩子仍然为男女双方所生，不应属于非婚生子女性质，应认定为违法多生育一个孩子。
如果从字面上理解福建省条例的上述条文：从连续的怀孕过程来看，即使是婚后生产的也因婚前怀孕而属于婚前生育，换言之即“非婚生育”，因此属于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提前生育”的情形。条例虽如此，细思量却又有不通晓情理之处，根据上述解说，征收社会抚养费时属于婚前生育（非婚生育），但从继承、社会身份的认定来看又属于婚生子，从逻辑上看很矛盾。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未明确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情形，各地方法规规章对此进行了具体规定。
《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02）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未依法取得夫妻关系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征收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社会抚养费。2004年修订时，未对此条的内容进行修改。2011年第二次修订时，此条修改为“第四十八条第一项规定，未办理结婚登记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征收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社会抚养费。但生育时已达到法定婚龄，并在被告知征收后3个月内补办结婚登记的，不予征收。”
辽宁省、山东省、浙江省、广东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的条例与安徽省条例有相同之处，细节略有不同。上述各省条例分别规定，第一个子女出生前，或者出生后60日、3个月、6个月内补办婚姻登记手续的，免征社会抚养费。另外，陕西省条例又将未婚生育分为两种情形考虑：其一，未婚违法多生育子女的，按照结婚超生的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其二，未婚生育子女，该子女父母又与他人生育子女的，对当事人按照结婚超生的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
而与福建省条例类似的情形又分为几种：其一征收，河北省、甘肃省条例规定，未办理婚姻登记的，征收社会抚养费。河南省条例表述略有不同，规定持有生育证的夫妻方可生育，违反生育证管理规定，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其二加倍征收，宁夏回族自治区条例规定，非婚生育子女，按照超生征收标准的规定加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其三高标准征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规定，非婚生育的，以违法当事人所在县（市）上一年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人均纯收入为标准，分别征收1-8倍的社会抚养费，双方当事人合计征收不得超过10倍。但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条例相对放宽晚婚晚育年龄，其规定“少数民族公民男年满23周岁、女年满21周岁初婚的为晚婚。达到晚婚年龄结婚后初次生育的为晚育”。
对应各地方条例，参照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发布》的统计数据：
“八、地区分布
这次人口普查，东部地区人口占31个省（区、市）常住人口的37.98%，中部地区占26.76%，西部地区占27.04%，东北地区占8.22%。
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东部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2.41个百分点，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比重都在下降，其中西部地区下降幅度最大，下降1.11个百分点；其次是中部地区，下降1.08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0.22个百分点。
按常住人口分，排在前五位的是广东省、山东省、河南省、四川省和江苏省。2000年人口普查排在前五位的是河南省、山东省、广东省、四川省、江苏省”[5]。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2号）统计：
河南省人口数：94023567人，比重：7.02%，比重较2000年下降。
山东省人口数：95793065人，比重：7.15%，比重较2000年下降。
广东省人口数：104303132人，比重：7.79%，比重较2000年上升。
四川省人口数：80418200人，比重：6.00%，比重较2000年下降。
江苏省人口数：78659903人，比重：5.87%，比重较2000年下降。
另外，
河北省人口数：71854202人，比重：5.36%，比重较2000年上升。
甘肃省人口数：25575254人，比重：1.91%，比重较2000年下降。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口数：6301350人，比重：0.47%，比重较2000年上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数：21813334人，比重：1.63%，比重较2000年上升。
福建省人口数：36894216人，比重：2.75%，比重较2000年上升。
陕西省人口数：37327378人，比重：2.79%，比重较2000年下降。
由此知晓一点，在占全国人口比重较大的地区，或者人口比重呈上升趋势的地区，条例中对婚前生育的情形直接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或处以罚款，不另行规定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免征或免罚的情形。反过来理解为：条例中未明确规定，婚前生育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免征或免罚的，奉子成婚的，办理准生证时需缴纳社会抚养费或罚款。
婚姻、户籍与社会抚养费或罚款
新婚夫妻结婚后未从父母户籍中迁出，多属于从父居的情形。如果父母家庭成员中存在缴纳社会抚养费或交罚款的情形，因以户籍作为社会组织单位，这对新婚夫妻办理生育证时，需出具家庭成员已缴纳社会抚养费或交罚款的证明。
注释：
[1] 马凌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英国）：《文化论》（The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费孝通译，十/生物需要的文化转变，第28页第1—2行，华夏出版社，2002.1。
[2] 马凌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英国）：《文化论》（The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费孝通译，十/生物需要的文化转变，第28页第10—12行，华夏出版社，2002.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2002）2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同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去年以来，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安排，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认真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全国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明显成效，为进一步扩大改革试点积累了经验。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国务院决定2002年进一步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范围。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做好2002年试点工作通知如下：
一、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范围。按照中央提出的积极稳妥，量力而行，分步实施的原则，根据2002年中央财政对扩大改革试点的财力安排和近年来各地的试点情况，国务院确定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试点省是进行全省试点还是局部试点，由有关人民政府慎重决定。上海、浙江、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省（直辖市），如果认为今年进行全面改革试点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地方财政能够安排相应的财力支持改革，可以自费进行扩大改革试点。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今年不再扩大试点范围，继续在2001年确定的试点县（市）搞好试点工作。
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发[2001]5号）的有关规定，请今年扩大改革试点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于2002年4月15日前将改革试点方案报国务院审批。
二、对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实行包干使用。为了保证改革试点工作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目的，2002年中央财政增加了用于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转移支付资金。按照适当照顾粮食主产区、民族地区和特殊困难地区的原则，中央财政用统一和规范的办法将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给上述16个新增扩大改革试点的省，实行包干使用。对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的改革试点省及其试点县（市），中央财政按照既定的补助范围和数额继续给予转移支付补助。试点地区省级财政和有条件的市、县财政，都要加大对改革试点的支持力度，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减少各种不必要的开支，千方百计安排足够资金支持农村税费改革。各级财政用于农村税费改革的资金必须确保专款专用。
三、努力做到“三个确保”。确保农民负担得到明显减轻、不反弹，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是衡量农村改革试点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各地在制定和实施改革方案过程中，必须全面贯彻中央有关农村税费改革的各项政策，坚持“减轻、规范、稳定”的原则，继续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件的通知》（中发[2000]7号）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发[2001]5号）规定的各项政策。要把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放在首位，合理确定农业税计税要素，规范税收征收管理行为，严格村内“一事一议”程序，坚决杜决各种名目的乱收费。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是我国政权建设的基础，要合理确定县、乡政府事权和财权，新增的农业税原则上留给乡镇政府，保障乡镇机构履行职能所需支出。农业税附加收入要全部用于村级开支，及时划转，不得截留挪用；村级开支确有困难的，乡镇财政要给予适当补助。农村义务教育关系到农村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县级财政要按规定的标准安排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和公用经费。地方各级政府在安排农村税费改革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时，要切实保证乡镇机构运转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
四、扎实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农村税费改革不仅是国家与农民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也涉及到农村上层建筑的重大变革。试点地区在落实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同时，必须相应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农村教育改革和政府公共支出改革等相关配套改革，精简乡镇机构，合理控制人员编制，压缩乡镇干部，优化教师队伍，努力节减开支。
五、加强干部教育和培训工作，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农村税费改革涉及千家万户，试点地区要加强政策宣传工作，真正使改革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加强干部的培训工作，建立一批懂政策、业务精、作风实的干部队伍，确保中央各项改革政策在执行中不走样。改革中要特别注意教育广大干部，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要求，进一步改进思想和工作作风，关心群众疾苦，严格执行政策，及时化解矛盾，把中央的各项改革政策不折不扣的落实到基层和农户。
六、认真做好未扩大改革试点地区的有关工作。今年尚未进行全省改革试点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进一步抓好局部试点工作，注意总结试点经验，完善有关政策，为全面推进改革做好准备。要继续严格执行国家现行有关农村税费政策和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规定，进一步稳定并降低农民的现有负担水平，做好今年农村税费的征缴工作；同时要注意做好对试点毗邻地区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宣传解释工作，切实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七、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监督检查。试点地区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要切实加强对改革试点工作的督查。督查的重点是，核定的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是否属实，确定的农业税常年产量是否合理，计税面积和常年产量是否得到农民认可，农民负担是否减轻，农村乱收费特别是农村中小学就学、农村用电、农民建房乱收费和报刊摊派是否得到有效治理，村内“一事一议”是否符合规定，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使用是否合理等，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试点工作中要加强上下级之间的信息沟通，出现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及办公室要组织力量对各地改革试点情况进行指导检查。
国务院办公厅
二OO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