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关于人权法律领域超前应用倾向的思考

李新福


　　摘　要：人权是人的价值的体现，提高人权是社会发展大势所趋。但是，人权的提高有赖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权的应用也面临个体相对性矛盾。当前，在我国立法司法领域，人权的提高和应用，应以经济发展为前提，克服人权超前提高和应用的倾向。
关键词：人权 法律应用 思考

　　人权之所以成为当前理论研究和社会应用的热点，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越来越注重人的生命意义，珍重人的个性发展；是因为人们对人的价值的重新认识；是因为近年来某发达国家一直把它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政治体制优劣的标准。我国从忌讳谈人权，到也谈人权、研究人权、应用人权，是我国在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政治理论同步融合的表现，也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发展和实践。但是，当前在我国立法司法领域，人权提高和应用的一些超前倾向，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历史与现实证明经济发展水平是人权内涵提高的基础
　　1、人权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我们当前所提的人权概念，其外延主要是指人权的社会属性部分。其实人权基本属性是其自然属性。人权的自然属性其实自从有“人”始就存在，只是没有上升为理论，形成概念。人权，最直观的解释就是人的权利，人的权利包括基本权利和社会权利。人的基本权利是生命权，客观上说，这其实也是一切生物的基本权利。人和其他生物一样，从出生起就有生存的愿望，要实现这个愿望，首先必须战胜自然，战胜其他生物。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发展中，人类逐渐战胜自然、战胜其他生物，主宰了地球生物。人类在对自然、其他生物的斗争中取得生命生存的权利后，人类自身的竞争才成了威胁人类生存的主要因素。因此，人权的自然属性就是人的基本权利即生命权。
　　在生产力低下的人类原始阶段，对人的基本权利生命权的威胁首先来自其他食肉猛兽，人类是与它们竞争生存，这是人类争取人权的第一种斗争。在这一种人权斗争中，人类最终依靠制造和使用工具战胜了它们，取得生存的权利。同时，人类依靠制造、使用工具和火的利用，在与威胁人类生存的自然灾害、其他动物、微生物（疾病）斗争中，人类也渐渐取得生命生存的权利。
人类对自然和其他生物的斗争，取得生命生存权，是一个基本权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人类对人类基本生命生存权的威胁逐渐产生和扩大，战争、压迫等剥夺了许多人的生命生存权。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残酷屠杀奴隶，甚至用奴隶殉葬；二战中希特勒大量屠杀犹太人种，这是人类间基本生命生存权的斗争，这就是人权最初的社会属性。人权的社会属性是在人权的自然属性的基础上产生并包含自然属性，即人权的社会属性包括人的基本权利生命权和其他社会权利。
　　2、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阶段的人权内涵
　　人类对其他生物和自然的斗争，取得生命生存权，这个胜利是因为人类制造、使用、改进工具，提高了生产力。这一阶段人权的内涵仅仅是人与自然和其他生物争取生命生存权。随着生产力的继续不断提高，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人类间基本生命生存权的斗争，成为人权斗争的主旋律。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因为有了剩余的生活、生产资料，就产生由谁占有的问题，竞争的结果是奴隶主把剩余的生活、生产资料，包括奴隶都占为己有，也剥夺了奴隶的基本人权。这一阶段人权的内涵不仅仅是人与其他生物和自然争取生命生存权，而且还有人与人之间争取生命生存权。总之，在社会生产力低下阶段的人权仅仅是指人的生命权。
　　进入封建社会，对人基本生命生存权利的剥夺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是人权的提高。任何人不能无缘无故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权，必须符合一定的社会原则，即封建统治者的主观统治意志。这一阶段的人权概念，已经不限于人的生命生存权，还包含其他一些社会权利。但是，封建社会人权概念内涵的社会属性仍然有限，例如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刑不上大夫，西方中世纪的贵族特权等，仍然是近代、现代人权概念所不容。
　　3、近代、现代社会经济水平把人权概念的社会属性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十七世纪所发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的君主制，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进步，产生了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到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人权也得到重新认识，人权理论概念渐渐形成。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使“人人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它赋予人权的社会属性不仅仅是生命权的平等，而是包含性别、社会权利义务、地位等更多外延的人权平等，把人权的社会属性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中国进入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萌芽，人权的社会属性也有一定的扩大。
　　现代人权观在二战后快速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和二战使世界各国更加重视人权问题。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产生都深刻反映了人权发展的新阶段。现代资本主义人权观是产生在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人们生活富足以后，他们在高度重视人的生命权的同时，更加重视个性的发展和张扬。但是，美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出现了人们喊出“我爱我自己”〔1〕，“关照第一号人物”〔2〕等口号，举行集体裸体大游行彰显个性自由等强调自我第一、个性第一的绝对人权的萌芽。
　　当代资本主义人权观已有过分强调个性、否定共性，肯定个人社会权利、削弱个人社会义务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同时，忽视了人权提高与社会经济水平的关系，在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中，滥用超前的人权主义。
　　二、形式逻辑定律证明人权具有个体相对性
　　1、我国人权概念与西方人权概念的异同
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立了中国在新世纪新阶段的人权理论，阐明了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人权概念，深刻反映当代中国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价值观念。中国人权概念的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基本含义是保护人的权利，发展人的利益，一切为了“人”。外延是实行政治民主、国家管理充分体现公民意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护公民个人权益等方面。
　　其实，我国当今人权概念内涵与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并没有区别，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就是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只是过去没有运用人权这个概念；我国当今人权概念内涵与当今西方人权概念内涵也没有根本区别，基本含义是维护人的尊严，保护人的权利，尊重人的个性，发展人的利益。但是，我国人权概念与西方人权概念的外延，则有一定的差异。我国人权概念的核心“以人为本”强调的是集体的人权，“人”主要指集体的人??人民，其外延包括在关注个人的社会权利的同时，也强调其与社会义务的平衡方面，强调其与社会经济水平的适应性方面，西方则肯定人权的个性、绝对性，人权概念外延包括人的个性绝对自由，任何社会经济水平、任何情况同样适用方面。
例如，死刑的刑罚当代西方许多国家都予与废除，其指导思想是人的生命权至高无上，不能剥夺，但是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困国家，由于经济落后或相对落后，废除死刑无法有效维护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西方示威游行是人权中言论自由的一种表现，并不考虑大型示威游行对社会秩序、经济运转、其他人的生活影响，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更多考虑的是后者，即与其他人人权的平衡问题。
　　2、人权的个体相对性
　　形式逻辑矛盾律揭示：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一个思想及其否定不能同时是真的〔3〕。即一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如果是完全对立的，则肯定了其中的一方，必然否定另一方。我们在对人权的思维中，这个“人”是个体的“人”，也是集体的“人”，对于个体 “人” 的人权，其具有同一性、绝对性，而对于集体的“人”，则具有矛盾性、相对性。如果对一个个体“人”人权的充分保护，可能就是对另一个个体“人”人权的践踏，就形成逻辑学上的二难推理，这就是人权的个体相对性的表现。例如，有人喜欢深夜大声唱歌，这是他这个人的权利，但是他的一个邻居喜欢在深夜安静的环境下睡觉，这是另一个人的权利。如果前者的权利给予保护，而后者的权利就受到了践踏；如果后者的权利给予保护，前者的权利就得不到保护。
　　其实，人权的个体相对性是人权应用中的一大难题。当今人权适用者都是社会中的“人”， 即集体的“人”， 人权应用不能是纯个体应用，必然同样、同时适用其他个体，因此，人权的提高不是个人权利的无限提高，社会生活决定提高人权是相对的权利，有限的权利，人权只有相对人权。当代资本主义人权强调个体人权、绝对人权，中国“以人为本”的人权观关注人权的集体性、相关性、社会性，即相对性。相比之下，中国的人权运用更加辩证，更具有现实社会意义。西方对中国一些“有限人权”、“不充分人权”甚至“缺乏人权”的指责，除了政治目的以外，应当也有对人权相对性认识的缺乏。
　　三、当前我国在立法司法领域人权提高及应用的一些超前倾向
　　我国虽然在人权应用上注意人权与社会经济水平的相关性，注意在社会生活中人权的个体相对性，联系中国实际，辩证应用人权。但是，由于受当代资本主义人权观汹汹大潮冲击，再加上我国新提人权概念，理论冲前，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我国在立法司法领域人权的提高和应用上，存在一些超前倾向，将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1、以个别人为本，损害了大部分人的利益
　　（1）案例
　　2006年3月，河南省某市安阳村村民孙明忠两个儿子放学后来到村边一个小型水库边玩耍，不幸落入水库，孙明忠闻讯赶到，叫来挖掘机扒开水库大坝放水救儿子，但两儿子还是溺水死亡。该水库是本村一个搞运输先富起来的村民李来锁个人捐款修建的，全村村民无偿受益，李来锁也未参与管理。孙明忠悲痛之余，以水库周边没有禁止游泳、玩耍的警示标志，致使他两儿子在水库边玩耍落水死亡为由把李来锁告上法院，要求由李来锁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以人为本，判处修建水库捐款者李来锁赔偿孙明忠69669.2元。一审判决后，李来锁马上叫人把也是他捐款的几公里全村照明线路剪断，电线杆拔除拉走，避免以后可能发生用电事故赔偿。全村村民从此无电可用。
　　（2）分析
　　毋庸置疑，人的生命权是人最重要、最宝贵的权利。孙明忠失去两个儿子，其重大损失和悲痛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法律讲的是理性，讲的是责任，事故的发生应当由孙明忠及他的两个儿子负全部责任，与李来锁无关，李来锁的捐款与孙明忠的两个儿子溺水死亡没有因果关系。法院判处李来锁赔偿孙明忠69669.2元是因为两条生命的后果，以人为本作出的非理性判决。
　　法律具有很强的行为导向作用。该判决的直接后果是全村村民受益的、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建造的水库毁了，无人敢发起修复，全体村民从此将遭受旱涝带来的经济损失；全村用电断了，无人捐款、无人带头修复，全村重新用起油灯，废弃一切电器。其间接后果是以后无人热心捐款做公益事业。
　　公民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表现，同时也是对国家扶贫济困有力的支持。公民为社会发展作出无私的奉献，是值得大力提倡和保护的一种行为，打击公民这种积极性，损害的是社会的利益，公民的利益。法院以个别人为本，损害了大部分人的利益，严重打击了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人士的积极性，不是真正意义的以人为本，是以个别人为本，其非理性倾向将对社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2、以犯罪人为本，淡漠了法律的立法宗旨
　　（1）案例
2006年2月11日晚，辽宁省营口市的哥杨友刚搭载了客人蔺战强，不料蔺上车后，掏出尖刀威逼杨友刚交出身上的60元钱和一部手机，蔺战强随后下车逃走。后被抢劫的杨友刚开车找到蔺战强，用车撞击蔺战强，意欲将其撞伤捉拿归案。杨友刚将蔺战强撞倒后，立即报警。警方到达现场后发现，蔺战强的伤势很重，于是将其送到营口市中心医院抢救。经过两天两夜的抢救，犯罪嫌疑人蔺战强终因伤势过重而死亡。2006年6月27日，营口市站前区法院就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杨友刚在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他人身体伤害后果的情况下，故意驾驶车辆撞击被害人蔺战强身体，造成被害人身体损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赔偿蔺战强包括医疗费、丧葬费、子女抚养费、死亡赔偿金共计15万元。
　　2004年福建省某市曾发生杨青芸追赶盗窃其自行车的方银菊，意欲将其擒拿归案，方银菊逃入机动车道致被汽车撞伤。后方银菊方把杨青芸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医药费。一审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为据，认为方银菊在机动车道上杨青芸不应继续追赶，生命健康权不可侵犯，判处杨青芸赔偿医药费6617元。
　（2）分析
诚然，犯罪嫌疑人也是人，他们的权益也应当受到保护，但是，广大勤劳守法公民、受不法侵害者的权益更加应当受到保护。在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与广大勤劳守法公民、受不法侵害者的权益发生对抗时，法律保护的应当是广大勤劳守法公民、受害者的权益，这才能体现法律的立法宗旨，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
法律对犯罪嫌疑人、犯罪人正当权益的保护，不是对犯罪嫌疑人、犯罪人的保护。法律对犯罪嫌疑人、犯罪人权益的保护，保护的应当是在有益于更好打击犯罪基础上的正当的权益，不能以损害法律打击罪犯主旨为代价，保护罪犯，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失去法律应有的正义。
　　法律对犯罪嫌疑人、犯罪人权益的更多保护，是近几年引进西方立法理念的结果。但从近几年我国社会治安状况看，有超前的倾向。我国的社会经济基础落后西方国家较多，而许多人权概念的应用只能在社会较高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实现。在物质经济基础相对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只能先顾及大多数人的权益。在现阶段的我国，盗窃、抢劫日见猖獗，这种明显违法、严重挫伤公民勤劳致富积极性、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让社会生活多耗费大量成本和精力的犯罪行为，目前法律打击不是失之于严，而是失之于宽。强调和突出侵害者的人权，就是纵容他们的侵权行为，损害守法公民的人权。法律对这类罪犯的宽容，盗窃、抢劫犯罪的成本太低，正是导致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
　　一个用车撞击有两次劳教前科的劣迹斑斑的吸毒分子、抢劫犯，意欲将他擒拿归案的司机，因过失致抢劫犯死亡，承担11年刑期、15万赔偿的沉重代价；一个追赶盗窃犯，意欲将他擒拿法办，因盗窃犯逃跑被撞伤，要赔偿盗窃犯医药费6617元。这种以犯罪人为本、漠视受害人和全体守法公民人权的司法结果，亲痛仇快，难以体现法律惩治犯罪、弘扬正义的立法宗旨，也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
　　3、以弱势人为本，忽略了强势人应有的平等权利
　　（1）案例
2004年5月9日，北京市二环路一段全封闭公路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机动车驾驶员刘寰在正常行驶时遇一男一女违章突然横穿公路，刘寰紧急?x车，但还是撞死一女曹志秀。事故鉴定曹志秀负全部责任，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4]第七十六条：“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责任”。 曹志秀方要求机动车赔偿损失23万，北京宣武法院一审判决刘寰赔偿死者15.69万余元。2004年12月5日北京市一中院终审判决司机承担无责赔偿责任，赔偿10万余元。
司法改革应当关注司法效益
阿　江

　　实现司法公正是我国当前进行司法改革的主旋律，提出司法效益的问题可能是一种不和谐音。但笔者要强调的是，在整个司法改革过程中，如果不关注司法效益，不仅会增加司法改革的成本，而且将会带来很多的负面效应，甚至会最终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司法效益的价值定位
　　毫无疑问，司法公正是司法的基本价值之一。近年来，笔者在这方面也做过一些探索。但笔者在进行司法公正问题研究的时候，同样感觉到司法效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值得关注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司法效益重新进行价值定位。
　　首先，诉讼效益是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的根本动力。决定人类行为选择的根本因素，在于预期和估计中的行为结果，在功利上大于实施行为所支付的代价。追求诉讼利益通常是当事人从事诉讼活动的基本动因。当然，在诉讼活动中，也会发现一些当事人象“秋菊打官司”一样，只是为了“讨个说法”。但总的来看，希望得到诉讼利益，或者尽可能地减少损失、降低成本，是绝大多数当事人的基本诉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司法效益应当成为司法的最基本的目标之一。
　　其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效益的公正是没有价值的公正。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认同“迟到的公正不是公正”的说法，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说，迟到的公正是大打折扣或贬值的公正。就我国现状而言，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固然是一个突出问题，但司法效益低下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当事人打官司打得倾家荡产、企业倒闭的现象屡见不鲜，司法效率低、成本高，使不少当事人望而生畏。在此情况下，公正对他们来说有何用?可见，公正本身并不是目的，没有效益，公正也将失去其应有的价值。
　　第三，忽略司法效益问题，将会给司法改革带来很多负面效应，将会加大司法改革的成本。正如在寒冷的冬天盖楼房，因为怕冷而不留任何窗户，而在炎热的夏天来临时，才发现楼房的缺陷，而不得不将已盖好的楼房拆了重建。如果我们在进行司法改革的时候，只看到司法不公的问题而没有看到司法不公后面潜伏着的司法效益不高的问题，我们就会犯同样的错误。如果我们现在仅关注公正价值，从而构筑司法体制和程序，那么五年或十年后，我们可能会从另一个角度来否定这个体制和程序。
　　第四，司法机关在司法效益方面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挑战。近几年来，人民法院每年各类一审案件都在500多万件以上，而且还有进一步增长的趋势。但根据国家编委的意见，审判人员的编制，还要进一步精简。以北京海淀区法院为例，1999年一方面是案件的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是编制的压缩，势必出现许多案件久拖不结。从现实情况看，已有相当一部分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间内审结，有的甚至五、六年结不了案。这种情况的存在，许多就是现存制度不合理的表现。同国外的一些法官办案速度相比，我们的办案效率相对较低。这同样也与体制和程序的合理性有关。还应当看到，司法公正和效益虽然有相辅相承的一面，但也有相互制约、甚至相互矛盾的一面。如果在改革中不关注效益问题，强调程序的公正情况可能损害效益，从而使效益问题更趋恶化，几年后，这个问题将可能变成灾难性的问题。所以，笔者要大声疾呼，司法改革应当在注重公正价值的同时也要关注司法效益问题。
司法效益的价值体系
　　司法效益的价值体系，需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剖析：
　　第一个层面，司法效益是司法“产出”与司法“投入”之比。司法产出不仅包括当事人的诉讼利益，而且包括国家、社会从司法进程中所获取的利益；不仅包括经济利益、而且包括伦理的、政治的等其他非经济的效益；不仅包括司法活动内的直接效益，而且包括司法活动以外的间接效益；不仅包括积极效益，而且包括负面效应；不仅包括物质效益，而且包括精神效应。与此相应，司法投入也是一个复杂的参数。不仅包括当事人的投入，而且包括国家、社会的投入；不仅包括物质方面的投入，而且包括精神方面的投入；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成本，而且包括政治、伦理等大量经济方面的代价；不仅包括财产方面的投入，而且包括精力、时间方面投入；不仅包括直接投入，而且包括间接投入。
　　第二个层面，从司法效益的结构要素来看，司法效益受以下几个要素的制约：从司法“产出”的角度来看，裁判结果的公正率、影响力、幅射力、利用率，以及裁判结果的经济的、政治的、伦理的价值含量等等都是决定司法“产出”的重要参数；从司法“投入”的角度来看，各方经济的或非经济的投入、司法程序的科学与合理程序、司法效率等等是决定司法投入的“重要参数”。
　　第三个层面，司法效益应当是国家、社会以及当事人各方效益的综合状况。在司法过程中，国家、社会和当事人各方的利害关系在某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又是相互冲突的，因而，同一司法过程的结果，对上述各方主体来说，司法效益的有无或大小都是不相同的，甚至会出现此消彼涨、此损彼益的状态。因此，提出司法效益必须综合考虑各方主体之间的边际影响，同时根据公认的价值准则综合权衡各方的利弊损失，从而实现司法效益的综合优化。
提高司法效益的制度性思考
　　提出司法利益的基本思路是减少“投入”，增加“产出”。这里仅就有关司法制定的设计问题谈几点浅见：
　　第一，在保证法院的终局裁决权的前提下，赋予某些行政机关以准司法权。随着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不管是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还是行政案件均会大量增加，这是一个世界性趋势。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思路是对案件进行分流，不把全部案件集中到司法机关，让相当一些行政机关甚至中介组织来行使部分司法裁决权，也就是说授予行政机关或某些社会组织一些准司法权。事实上，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执法过程中，在许多情况下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同一个商标或专利侵权，行为人可能既违反了行政管理法规，同时也侵犯了第三人的民事权益。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在处理这个行政案件时，必然要对相关争议进行调查、了解。为了节省整个国家解决争议的成本，相当一些国家赋予行政机关对相关民事争议的初步裁决权，让行政机关裁决与其行使职权相关的民事争议。为了保证争议能得到公平解决，这些国家在赋予行政机关以准司法权的同时，让法院拥有最终裁决权。所谓终局裁决权的概念就产生于这个领域。在我国，曾经有一些单行法律、法规借鉴了国外的一些做法，做了一些规定(如商标法、专利法)。但由于我国有一种行政机关不能行使司法权的定势观念，好象行政机关处理了民事争议就侵犯了司法权。而有的行政机关由于不愿当被告，不愿接受司法监督，又不愿行使这种权力。最近，在修改专利法的过程中，有人提出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只能拥有调解权而不能拥有裁决权，这种见解未必妥当。笔者认为，在现实情况下，应当大幅度地授予行政机关准司法权，从而消化大量的民事争议。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裁决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由司法机关作出终局裁决。这样既提高了司法效益，减轻司法机关的压力，降低了争诉成本，又可以保障当事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第二，在提高法官素质的前提下扩大独任审判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我国现存的审判制度，从审判主体方面看，主要的或基本的是实行合议制。合议制是基本的审判制度之一。只有按照简易程序处理的简单案件才能使用独任制，由独任法官一人审判。合议制有其长处，可以纠正个人的某些偏失或弥补个人素质的不足。但将一个人能做的事变为三个人做，显然会影响效益。要提高效益必须大幅度扩大独任审判的范围。目前，适用普通程序多适用简易程序少，特别是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而且，有的地方为了实现公正把程序搞得更加复杂化了。按照这种思路走下去，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因为过分地牺性效率，终会损害公正。因此提高司法效益必须在确保公正的前提下，精简程序。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研究司法程序最要害的部分是什么?这就有个正当程序的最低标准或者说公正程序的最低标准问题。有必要对现有程序进行分类，对那些实现司法公正价值不大的程序，应当精简，保留与公正具有实质性影响的重要环节。
　　第三，在强化监督机制的前提下，实行法官独立审判。目前，司法效益低下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法官提出裁判意见以后要层层报批。有的案件合议庭提出意见后交审判组审查，审判组审查后交副庭长，副庭长看后要提交庭长看，庭长看后交庭务会讨论，庭务会讨论后报主管院长，主管院长审核后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这种“马拉松”式的审判流程，严重影响了审判效益。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终要走法官独立审判这条道路。是法院独立还是法官独立，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笔者认为，法官独立和法院独立是不矛盾的，正如西方强调司法独立并不排斥法官独立，而且更强调法官独立一样。法院独立审判最终有赖于法官的独立审判。我国为什么实行法院独立审判而不像苏联那样实行法官独立审判，笔者曾查阅建国初期的档案，当时唯一的理由是法官素质不高，并说将来法官素质提高之后，将实行法官独立审判。今天共和国已成立50周年，我们的法官素质如果说仍然不够理想的话，应该说与我们的体制本身有很大关系的。当然，要实现法官独立审判，即取消院长、庭长审批案件，取消庭务会讨论案件，限制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必须加强对现有法官及合议庭的监督和制约。监督和制约法官和合议庭需要采取合理的方式。笔者认为，这种监督和制约最终还是寄希望于当事人。当事人的监督和制约是最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应当通过重新配制法官权力和当事人诉讼权利，实现这种监督制约机制，而不是在法官之上形成一个监督链或是给他设立诸多上司。
　　第四，在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处分权的前提下，尽可能缩小审理的范围。由于受审判的超职权主义特征的影响，审理的范围被人为扩大，从而影响了司法效率。当事人没有争议的要审，当事人没有提出的也要审，当事人放弃的或要求撤诉的，出于国家干预主义的立场也不让撤诉。这些作法不仅人为地扩大了审理范围，而且影响了司法效益。
　　第五，在确保诉讼活动正常运转的前提下，要尽可能地降低诉讼成本。诉讼成本既包括直接成本，也包括间接成本；既包括表面成本，也包括隐性成本；既包括国家、社会成本，也包括当事人成本。司法改革不能将国家成本完全转化为当事人成本。司法成本的转移并不是司法成本的降低。当然，诉讼成本有一个各方主体合理分担的问题，这要进行综合分析。但总的目标是要降低诉讼的综合成本。
　　第六，要在司法职能正常发挥的情况下，力求司法效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要通过个案的审理，充分发挥司法过程的宣教功能，从而全面实现司法的经济、伦理、政治等价值，推动人类的进步和文明。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