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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婚姻案例分析
（周倍良，清华大学法学院）

案情：
自诉人，袁红，女43岁，北京市某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被告人，张志国，男，42岁，现为旅日华侨，在日本横滨某电器工程公司工作
1984年，原告和被告相识并相爱。1987年，原告和被告同居，时年原告25岁，被告24岁。1990年10月，被告准备出国，因为怕被拒签，所以与原告仅仅办理了世俗的婚姻仪式，而没有办理法律的结婚登记。1992年8月，被告回国探亲，双方仍然保持同居关系，一个月后被告再次出国日本人那继续学业。1992年10月，原告欲想到日本探亲，遂开始比较频繁地与被告电话联系。一次偶然中，发现接听电话的人是女性，并声称是被告的妻子并且已经怀孕，原告大吃一惊，遂通过中国外交部驻日本大使馆查询，获悉被告确实与一沈姓中国女公民于1992年2月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登记结婚。1993年11月，原告向自己住所地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确认被告构成重婚，并要求撤销被告与沈姓中国女公民的非法婚姻关系。


一、在本案中的自诉人和被告人是否构成事实婚姻关系？
事实婚姻通常指没有配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但是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或举行过世俗结婚仪式，被当地群众公认为已经形成夫妻关系的一种共同生活状态和行为所构成的共同生活关系。由此，我们认为事实婚姻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事实婚姻的男女双方均无配偶，有配偶则构成事实重婚；（二）事实婚姻的男女双方都具有终身共同生活的目的；（三）事实婚姻的男女双方对外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具备公开的夫妻身份，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四）事实婚姻违反了婚姻法和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未履行结婚登记手续。有的学者还将事实婚姻归纳为如下六个特征：1、主观目的性。即当事人双方主观上具有创设夫妻法律关系、永久共同生活之意愿，且双方意思表示一致 。2、客观现实性。即当事人双方有共同的婚姻居所，且有共同的性生活、经济生活与物质生活，或者可能有共同的子女。3、关系公示性。即当事人双方对外宣称其为夫妻，且不特定多数人也公认其为夫妻关系。4、实质符合性。即双方符合法定结婚实质要件。5、形式欠缺性。即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6、时间限定性。即前述五个特征必须在1994年2月1日之前就全部具备了。 虽然这种观点还有值得商榷地方， 但还是比较全面、形象的概括出了事实婚姻的特征。在这里我们还需要将事实婚姻与合法婚姻和非法同居进行区别比较，以期对其进行更好的理解。合法婚姻的成立应具备结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即男女双方完全自愿、达到法定婚龄且没有法律规定的结婚禁止性条件；同时完成婚姻成立的程序和法定手续，才为合法的婚姻关系，而取得法律效力、得到的社会承认。而对于事实婚姻，一般认为只具有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而缺少合法的程序和法定手续，即形式要件。非法同居是指当事人双方秘密地或公开地以通奸、姘居或同居为形式而结合的违法两性关系。在时间上一般表现为短暂、临时的特点。除了事实婚姻之外，其他未办理结婚登记而同居的男女关系，均为非法同居。
具体到本案中，自诉人袁红和被告人张志国是否构成事实婚姻关系，我们需要弄清如下几方面的问题：1、主观一致性，即男女双方在主观上是否均以终身共同生活为目的；2、双方关系的公示性，即有没有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或举行过世俗结婚仪式；3、实质符合性，即双方是否符合法定结婚的实质要件；4、时间特定性、即他们婚姻是否在法律承认的时期内存在，具体到本案，则要考查诉讼发生的时间。只有同时具备了上述四项要求后，方能认为自诉人和被告双方事实婚姻关系成立。在本案中，自诉人和被告人两人同居时，袁红25岁，张志国24岁，且双方均为未婚，因此他们的同居应视为符合法定结婚的实质要件。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原被告两人于1984年相识并相爱，1987年遂同居在一起，1990年，被告因为出国怕被拒，双方才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法定的婚姻登记程序，而仅仅办理了世俗的婚姻仪式。1992年，被告张志国回国探亲，双方仍旧保持此种同居关系。直至1993年11月，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从时间跨度上看，双方从相识相爱到关系最终破裂历时9年有余，在此漫长岁月中，双方显然是抱着一种终身共同生活的目的。否则，他们早就莺飞雁散，而不会延续这样一段马拉松式的两性关系。关于双方主观上共同长久生活的一致性我们还可以从1990年10月，男方张志国准备出国深造，因害怕存在婚姻关系而被拒签，双方办理世俗的婚姻仪式以予代替的事实得到证明。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原被告在从1984年至1993年长达9年的时间里，一直相濡以沫，共同生活 ，并且希望维持长久，还为此举办了世俗结婚仪式，得到了群众认可，虽然在其后由于男方的原因此种关系未能继续，但时至1993年11月原告袁红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原被告之间存在事实婚姻关系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
二、在本案中，被告人与第三人的婚姻关系能够成立？
本案中，被告人与第三人的婚姻关系能否成立的问题，我们认为实质上就是怎样处理事实婚姻与法律婚姻的矛盾的问题。当然，具体到我国的实际情况，这里还要牵涉到不同时期婚姻制度的规定。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1950年、1980年的《婚姻法》对事实婚姻均未作明确规定，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也未作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多次司法解释，曾经长时间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直到1994年才完全不承认事实婚姻的民事效力，将其视为非法同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历次司法解释，对事实婚姻的保护，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有条件的承认阶段：1949年-1986年 。
A．对于事实婚的行为，首先认定其性质是违法的，必须给予批评教育，令其补办结婚的法定手续。
B．对未达婚龄或不符合法定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由婚姻机关出面令其解除同居关系。
C．对事实婚中的女方怀孕或生有子女的事实婚，应在处理时考虑保护妇女、儿童的利益。
D．对事实婚在前，一方后又与他人法定登记结婚的，在处理时要考虑保护事实婚中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对事实婚引发的离婚案件，一般应按正常的离婚案件处理。
2．逐步不承认阶段：1986年——1994年。
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颁布至1994年2月1日，即新《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在此期间，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如同居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如同居时一方或双方不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应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
3．完全不承认阶段：
1994年2月1日《婚姻登记管理条件》施行之后。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
4．相对承认阶段：
2001年12月26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二）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
总之，我国对事实婚姻的法律保护，就是循着承认主义-相对承认主义-不承认主义这一过程。
具体到本案来讲，我们认为需要对如下事实进行分析后，才能确定第三人沈某与被告张志国的婚姻关系是否成立。
1、 第三人沈某与被告张志国的婚姻关系为何等性质，是合法婚姻、事实婚姻还是非法同居；
2、 原告袁红和被告张志国的婚姻关系与第三人沈某和张志国的关系哪一个发生在前；
3、 我国法律对事实婚姻与合法婚姻发生冲突时，相关规定是怎样规定的，也即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怎样认定；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被告张志国和第三人沈某之间关系的性质。在本案中，1992年2月，被告张志国与沈某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登记结婚。对于他们此种登记结婚行为的认定，我们可以参照1984年7月19日民政部、教育部、外交部发布《民政部、教育部、外交部关于出国留学生办理婚姻登记的暂行规定》：当事人双方均为出国留学生要求在国外登记结婚的，如其出生年月、婚姻状况有档案可资证明，可以到我驻外使、领馆办理结婚登记。根据这条规定，张志国和沈某在我国驻日本大使馆登记结婚的行为应认定为合法婚姻。我们在前面已经认定自诉人袁红和被告人张志国构成事实婚姻关系。对比两者的时间，我们可以发现，自诉人袁红和被告的事实婚姻在被告和第三人沈某的登记结婚行为之前。具体到本案的发生时间为1993年11月，根据1986年3月15日《婚姻登记办法》规定，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结婚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如同居时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对事实婚姻的保护，承认其合法性，其效力等同与合法登记的婚姻。
所以，根据两者发生时间的先后，我们认为对于袁红与张志国的事实婚姻关系应予以保护，张某在存在事实婚姻的情况下又与第三人结婚，构成重婚罪，因而认定其与沈某的婚姻关系无效。
三、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本案？
根据上面的分析，在本案中，人民法院可以根据1986年3月15日实施的《婚姻登记办法》，首先确认原告袁红和被告张志国构成事实婚姻。然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重婚罪的规定，宣布被告张志国在明知自己有配偶的情况下，还与第三人沈某结婚，其行为构成重婚罪。同时，宣告被告张志国与第三人沈某的婚姻关系无效。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行政规章制定办法
广州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使制定行政规章的程序科学化、规范化、提高政府立法效率和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及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规章是指广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依权限和按程序制定颁布的在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外事等方面实施管理的规范文件的总称。
第三条 行政规章的名称为办法、规定和实施细则。在政府行为方面作比较全面、系统的规定和对某一项的行政工作作比较具体的规定，称“办法”；对政府行政工作作部分的规定，称“规定”；对上一级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作实实施性的规定，称“实施细则”。
第四条 制定行政规章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为城市建设服务；
（二）符合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
（三）符合本市的实际情况，切实可行；
（四）贯彻民主集中制，协调各部门关系；
（五）顾全大局，部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
（六）借鉴国内外立法经验。
第五条 广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局（以下简称市府法制局）负责组织全市行政规章的起草、协调、审核、报批工作。

第二章 规划和起草
第六条 根据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政府各部门提出书面建议的基础上，经过综合平衡，由市府法制局编制行政规章规划和年度计划草案，报市政府审定颁布实施。
第七条 行政规章规划和年度计划，必须认真执行，确保按期完成。不能按期完成的，起草单位须向市府法制局作出说明。
对未纳入立法计划的，除迫切需要，并经市长或分管副市场批准立项外，一律暂缓办理。
第八条 行政规章由政府主管部门负责起草。
涉及面广的重要行政规章，由市政府法制局牵头组织起草或指定一个主管部门牵头组织起草。
重视利用和组织社会力量进行立法工作，可将行政规章交由法律工作者组织、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起草，政府主管部门应予配合。
第九条 行政规章起草与制定，统一由政府和部门的法制机构协调、论证、审核、报批。
第十条 制定行政规章的经费纳入地方财政开支。市府法制局每年提出计划，经市政府主管领导审批后，由市财政局专项划拔。
政府部门起草行政规章的经费由部门专项安排。
第十一条 起草行政规章，必须深入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体现地方特色，做到合法、可行。
第十二条 行政规章草案应对制定的目的、依据、适用范围、主管部门、行为规范、奖惩办法、施行日期等作出明确规定。
第十三条 行政规章草案的内容用条文表达，每条可以分为款、项、目。款不冠数字，项和目冠数字。条文较多的可以分章。
行政规章草案其题目应贴切，结构严谨，条理清楚，用词准确，文字简明、规范。
第十四条 行政规章的起草单位应将草案征求本系统基层单位的意见，涉及有关部门的业务应协调一致；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必须在上报行政规章草案时作出专题说明。
第十五条 上报行政规章草案必须附送草案说明、协调材料及有关法律依据等资料。
未经协调，或草案附送材料不齐全的，市府法制局不予受理。

第三章 审定和发布
第十六条 行政规章草案如需进一步协调、论证的，由市府法制局组织论证、修改，并向市政府提出审核报告，如有关部门对草案内容仍有重大分歧的，应作出分析和提出法律意见。
第十七条 涉及面广的重要行政规章草案，应提交市政常务会议或办公会议讨论通过；一般性的规章，由分管副市长审批，必要时经市长或常务副市长核发。
第十八条 行政规章由市政府以政府令或以政府公文发布，也可经市政府批准，由市政府主管部门发布。
第十九条 行政规章的发布，除发现规范性文件外，统一在《广州市人民政府公报》、《广州日报》刊登，向社会公布，所需费用由草拟单位负责。
第二十条 行政规章发布后，有关单位应组织学习宣传。规章的主管部门应反馈执行情况。
第二十一条 行政规章发布的同时，由市府法制局报国务院和省政府法制机构备案。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拟定市政府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的程序，按本办法办理。
第二十三条 市政府各部门及区、县级市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程序，可参照本办法办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府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一九八六年发布施行的《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草拟地方性法规和制定行政规章程序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1994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