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公共场所治安管理规定
湖北省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武汉市公共场所治安管理规定
（1990年1月12日武汉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1990年6月24日湖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 1998年6月24日武汉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1998年7月31日湖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武汉市公共场所治安管理规定〉的决定》修正 根据2004年6月25日武汉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04年7月30日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的《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武汉市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等14件地方性法规部分条款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10年9月15日武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2010年9月29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的《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公共场所的治安管理，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保障文娱、体育、贸易等活动顺利进行，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下列公共场所：
（一）影剧院（含单位对外经营的礼堂等）、俱乐部、游乐场、舞厅（场）、音乐茶座、游艺室、录像放映室（点）、溜冰场、游泳池（场）、桌（台、保龄）球室、卡拉０Ｋ厅、经营性射击场；
（二）公园、动物园、风景名胜游览区（点）、文化宫（馆、室）、青少年宫、体育场（馆）；
（三）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
（四）茶馆（社）、咖啡馆、酒吧（馆）、夜总会、美容美发（发廊）、浴室、按摩室；
（五）大型商场、农副产品市场、小商品市场，及其他经批准经营的集市场所；
（六）展览馆和举办大型订货会、展览（销）会、物资交流会的场所；
（七）其他供群众聚集，应进行治安管理的公共场所。
第三条 各级公安机关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主管公共场所的治安管理工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进行管理。
公共场所的上级主管部门负责督促所属单位实施本规定。
各公共场所严格实行治安责任制，做好本场所的治安安全工作。
第四条 人民群众有权协助维护公共场所的治安秩序，制止和揭发公共场所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并受法律保护。
第二章 治安管理
第五条 公共场所应具备必要的安全条件：
（一）场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不妨碍车辆、行人通行；新建、改建、扩建的大中型公共场所，应按城市建设规划的要求，设有相应规模的停放车辆的场地；
（二）建筑物和各项设施牢固安全，出入道口畅通；
（三）消防设备符合防火规定；
（四）电器设备完好，符合安全用电规定，因故停电时有应急措施；
（五）按规定设置相应的安全技术防范设施；
（六）人员容量定额符合安全要求；
（七）有维护治安秩序的相应的治安保卫力量。
单间、包厢的设施应符合有关管理规定。
第六条 开办本规定第二条第一、四项规定的公共场所批准新建、扩建、改建的，其设计和施工应符合安全条件，竣工后报请区县以上公安机关查验。消防设计和工程竣工验收，按消防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七条 举办大型订货会、展览（销）会、物资交流会和大型文娱体育活动及其他商贸、文化、抽奖等大型活动和飞行器、驾车跨越等危险性较大的活动，除应经有关部门批准外，还应在举办前十日报区、县以上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勘察现场，制定安全保卫措施，核定、落实必要的治安保卫力量。
公安机关接到申报后五日内应作出答复，逾期不答复的，视为同意。
第八条 公共场所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设赌或为赌博提供条件；
（二）不得为卖淫嫖宿等行为提供条件；
（三）不得贩卖、出租、传播反动淫秽物品和贩卖毒品；
（四）使用音响器材，不得违反国家噪声管理规定，影响周围居民的工作和休息；
（五）风景游览区的渡假设施，接待旅游人员住宿的，应按旅店业管理规定进行住宿登记；
（六）不得允许进行恐怖、残忍、淫秽表演；
（七）不得允许从事封建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
第九条 进入公共场所活动的人员，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共场所的管理规则，维护公共规则，维护公共秩序。严禁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或携带易燃、易爆、剧毒等危险、违禁物品；严禁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打架斗殴、哄抢财物；严禁赌博、传播淫秽物品，卖淫嫖宿和从事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第三章 治安责任制
第十条 公共场所的主要负责人，举办大型活动或危险性较大活动的主办人，是该公共场所、大型活动或危险性较大活动的治安责任人，应负责做好下列治安工作：
（一）宣传贯彻国家有关治安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组织完成各项治安安全工作，维护公共场所的治安秩序；
（二）建立治安保卫组织，配备专（兼）职治安保卫人员；组织对治安保卫人员的业务培训和管理教育，督促治安保卫人员尽职尽责完成任务；
（三）制定治安安全制度和岗位责任制，组织落实治安防范措施和奖惩措施，检查治安安全隐患并进行整改；
（四）向公安机关报告治安情况，协助公安机关查处刑事和治安案件、处理治安灾害事故。
第十一条 农副产品市场、小商品市场及其他集市场所的治安工作由主办单位负责，在公安机关指导下，维护市场治安秩序。
第十二条 公共场所的治安责任人应切实履行治安保卫职责，依靠群众落实治安防范措施，防止治安灾害事故，维护治安秩序。发现打架斗殴、流氓滋事、盗窃、赌博、侮辱妇女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及时制止，并报告公安机关，或者将违法犯罪嫌疑人送交公安机关处理。
治安保卫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具有必要的业务知识和良好的作风，执行公务中，应严守纪律，依法办事。
第十三条 公安机关对公共场所应负责做好下列治安管理工作：
（一）督促治安责任人落实治安保卫组织、人员，指导、帮助建立健全治安安全制度，落实治安防范措施；
（二）宣传治安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组织或指导治安保卫人员的业务培训，支持和监督治安责任人和治安保卫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三）检查治安安全情况，发现隐患和其他治安问题，及时提出整改建议，并督促整改；
（四）维护由其承担治安保卫任务的大型订货会、展览（销）会、物资交流会和大型文娱、体育活动场所的治安秩序，保证安全；
（五）查处刑事、治安案件，处理治安灾害事故，对公共场所及其周围突出的治安问题进行专项治理；
（六）对突发的治安事件、治安灾害事故采取紧急处置措施。
第十四条 人民警察在管理活动中，应遵守法纪，廉洁奉公，严格执法，热情服务。
严禁人民警察参与公共场所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或为非法活动充当保护人。
第四章 奖 惩
第十五条 认真执行本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分别由所在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或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
（一）严格执行治安责任制，落实治安防范措施、治安工作成绩显著的；
（二）及时发现、制止违法犯罪行为，预防重大治安案件、刑事案件、治安灾害事故的发生，保卫国家、集体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功的；
（三）检举揭发违法犯罪行为，勇于同犯罪分子作斗争，或协助公安机关查破案件，抓获犯罪分子有功的。
第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第六条和第七条第一款规定，不符合治安安全条件又不采取补救措施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办，没收违法所得，并对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强制拆除。
第十七条 公共场所违反安全规定或不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经公安机关通知后不加改正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对治安责任人给予处罚；对重大安全隐患不予改正的，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部分或全部停业改正。
第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八条、第九条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并可责令该公共场所部分或全部停业改正；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公共场所的治安责任人不履行本规定第十条、第十二条规定的职责，致使公共场所秩序混乱或多次发生治安、刑事案件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造成治安灾害事故或发生重大刑事案件的，其上级主管机关和单位应对治安责任人和有关责任人追究行政责任，公安机关依据治安、消防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被处罚人不服公安机关的治安裁决的，其申诉和起诉，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程序进行；不服其他行政处罚决定的，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一条 人民警察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或者有其他玩忽职守、徇私枉法、弄权勒索等违法违纪行为的，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公安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市过去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符的，按本规定执行。
张守文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分配结构/分配制度/收益分配权/财税法
内容提要: 我国不合理的分配结构导致的大量分配问题，需要通过调整和优化分配结构来解决，其关键是改变分配制度中的收益分配权配置；对于分配结构的调整，传统法和现代法的功用各不相同，而财税法的功用则更为突出；财税法作为“分配法”所蕴含的分配理论，是分配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财税法具体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有助于解决分配结构失衡、分配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等突出问题，对于维护分配秩序和实现分配正义尤为重要。
一、背景与问题
自古及今，分配始终关乎国计与民生，贯穿于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法律等诸多领域，不仅影响政治安定、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也影响国民财富积累和基本人权保障。纵观中外历史上的诸多纷争、制度变迁乃至政权更迭，往往皆因分配失当或分配失衡等“分配问题”而起。因此，对分配问题必须高度关注并予以有效解决。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和社会财富迅速扩张，但因诸多因素导致的分配差距过大、分配不公、分配失衡等分配问题也日益凸显，业已影响经济发展、社会团结和社会和谐，[1]需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出回应和调适。事实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现实需求，本来就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直接动因；[2]而持续解决分配问题，则是改革开放的全程使命。
上述分配问题的形成，与分配结构不合理直接相关。在各国不同时期类型各异的分配系统中，分配结构始终是影响分配功能实现的至为重要的因素。因此，要解决各类分配问题，必须追根溯源，对分配结构进行优化和调整，通过有效地“定分止争”，来防止分配失衡，实现国泰民安。
从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和发展政治学的视角看，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目前已到关键阶段——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各种类型的“二元结构”问题层出不穷，分配失衡十分严重，分配问题相当突出。要绕过许多国家没能避开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3]缓解各类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纠纷，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保障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定，就必须对分配结构进行有效调整，依法规范分配活动，保障分配秩序；同时，也需要针对发展中的各类分配问题，加强“发展法学”的研究。[4]分配结构的形成与调整，均受制于特定的分配制度。分配制度之优劣良莠，直接影响分配公平，涉及分配正义，关乎分配法治。无论宪法抑或其他法律，只要其中包含分配制度，则均应在相关分配主体之间有效界定分配的权力与权利，对分配结构实施有效调整，以确保其合理性与合法性，最大限度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分配问题。
依据“发展法学”的框架和理念，分配结构的调整与法律的调整密不可分。无论是财富或收入的分配，还是相关资源、权力或利益的分配，都离不开法律的有效调整。其中，财税法作为“财富分割的利器”，作为典型的“分配法”，其调整功能尤为重要，社会公众对此期望甚高。可以说，要实现分配结构的优化，就必须加强财税法调整，并应不断提高调整的法治化水平。通过加强财税法等相关法律的调整，来促进分配结构的优化，也与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背景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已从关注“经济增长”转向重视“经济发展”，[5]不仅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同时也重申社会分配、社会公平之重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调整多种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分配结构，等等，[6]经济学界对此已有较多讨论，但法学界的研究还十分欠缺，因而对于宏观分配系统中的分配结构调整问题，非常有必要从法学的视角，探究如何通过法律的调整，来推动分配结构的优化。
笔者认为，现实中的大量分配问题，带来了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分配的不当、不均和不公，源于分配结构的失衡；要实现分配的相对均衡，必须对分配结构进行调整。而分配结构本身也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系统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结构决定功能”，“好的结构会产生正功能”，[7]只有不断优化分配结构，才能使之更趋均衡合理。
此外，分配结构的优化离不开相关法律的调整，尤其离不开直接影响分配的财税法的有效调整。基于问题定位，以及分配结构对分配问题的重要影响，本文将首先从法律的角度，探讨分配结构与分配制度以及收益分配权之间的关联，从而说明分配结构与财税法调整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运用财税法等法律手段调整分配结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分配结构及其问题的制度成因，说明财税法与其他法律制度解决分配问题的功用和特殊性，以及权利或权力配置对分配结构的影响；基于上述讨论，本文还将提炼财税法学的分配理论，特别是有关分配结构调整的理论，并结合现实存在的分配结构失衡、分配差距过大、分配不公这三类分配问题，提出完善财税法制度、加强财税法调整的对策，以求更好地保护各类主体的分配权利，维护分配秩序，实现分配正义。[8]
需要说明的是，在宏观的分配制度和法律体系中来观察分配结构与财税法调整的内在关联，以及财税法上的权利配置对不同类型分配结构的影响，会更有助于发现财税法调整的定位、局限以及与其他相关法律调整之间的联系，从而有助于揭示分配结构调整的复杂性与财税法调整的必要性，以及应当如何通过财税法具体制度的调整来促进分配结构的优化。
二、分配的结构、制度及分配权的关联
研究分配结构的财税法调整问题，首先需要分析分配结构与财税法调整之间的内在关联。为此，需要在一般的意义上，探讨分配结构与分配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揭示分配制度对分配结构的影响；同时，还要进一步阐明分配制度中的收益分配权配置对分配结构的直接影响，找到分配结构调整的关键。现就上述两个方面分别探讨如下：
（一）分配结构与分配制度的内在关联
在一国的分配系统中，分配结构直接决定分配功能，要实现分配的“正功能”，就必须通过对各类分配结构的调整，形成有效的分配机制，实现“分配正态”和分配均衡。
近年来，我国宏观的分配结构问题备受瞩目。例如，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分配的主体结构方面，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在整个分配体系中的占比呈现明显的变化趋势：大体上自1978年到1995年，随着“放权让利”等政策和制度的实施，国家财政收入在整个收入分配体系中的占比逐年下降，居民个人收入占比则逐年上升；但自1996年至今，政府和企业收入占比则逐年递增，而居民个人收入占比则逐年递减，于是，国家财政收入占比的变化轨迹呈现为“U形曲线”，而居民个人收入的占比变化轨迹则呈现为“倒U曲线”。[9]上述体现我国宏观分配结构特点的两类曲线非常值得关注。针对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收入增长较快而居民个人收入增长较慢的分配结构失衡问题，必须通过法律制度的调整，改变不合理的分配结构，不断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增强居民的分配能力和消费能力。
其实，不只是上述的主体结构，分配结构中的城乡结构，以及行业结构、地区结构等，也都与特定的法律制度相关。恰恰是各类特定法律制度上的安排，直接影响了分配结构中的各类具体结构的形成。应当说，法律制度对各类具体分配结构的影响，是研究财税法及其他法律调整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厘清法律制度对分配结构的直接影响，尤其有助于分析财税法等各类法律制度调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从总体上说，涉及资财分配（包括个人的财产分配、企业的财务分配，以及国家的财政分配等）的各类法律制度，构成了有关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分配的多种分配制度，它们直接影响着各类分配结构的形成。同时，基于“物我两分”、“资源有限”的约束和“利益主体”普遍存在的现实，分配作为贯穿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的重要问题，[10]分配关系作为非常基本的经济关系或社会关系，必然会对法律等上层建筑产生重要影响，从而也会影响各类具体分配制度的形成。而如何“定分”，从而“止争”，恰恰是法律非常重要的职能。
考察各类法律规定，不难发现其中的分配制度通常都着重规定参与分配的主体、分配的客体、分配的时空、分配的权利、方式、方法等，从而形成了分配的主体结构、客体结构、时空结构、权利结构等多种结构，而正是上述各类分配结构，直接关系到分配的结果，关系到分配是否失当、失衡，以及是否会引发各类分配问题。
例如，从分配的主体结构来看，在“劳动者”与“资本等要素拥有者”所构成的分配结构中，[11]劳动者收入分配能力的相对下降，以及资本等要素拥有者分配能力的提升，拉大了分配主体的分配差距；在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所构成的分配结构中，特别是农民与市民所构成的分配结构中，农村居民或农民收入的相对下降，会直接导致城乡差距过大。上述各类主体在分配能力上的差异，直接带来了分配差距过大和分配失衡的问题，需要通过分配制度的调整来解决。
此外，上述分配上的主体结构也与空间结构密切相关。具有不同分配能力的主体，在空间上的分布很不均衡，并由此会形成地域上的分配差距。如国际上的南北差距，我国的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等等。与此同时，从分配客体角度看，[12]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财富、收入、资源的“非均衡”分布，也形成了行业或领域之间的差距。上述各类差距归根到底是由分配制度所导致的。
总之，分配结构与分配制度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一方面，分配制度决定了分配结构的形成；另一方面，分配结构也是分配制度的现实体现。财税法作为一类重要的分配制度，对各类分配结构的形成均有重要影响。因此，分配结构的调整离不开财税法的调整。并且，财税法的调整具有重要地位。
（二）分配结构调整的关键在于改变收益分配权配置
分配结构不合理所导致的亟待解决的各类分配问题，构成了分配结构调整的现实需求；而产生各类分配问题的法律原因，则主要体现为收益分配权配置的不合理。因此，分配结构调整的关键在于改变收益分配权的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