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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的四种眼神话调解工作

王春胜


　　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具特色的处理民事纠纷的传统方式。在继续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中，如何创造性地开展诉讼调解工作，充分发挥其价值功能和优势，以实现调解制度之公正、效率、稳定的目标，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应当值得每一位法官深思。为此，我就来到北安市法院15年以来在工作当中总结的一些调解心得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希望能为做好法院调解工作，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我认为抓住当事人的心里状态是解决案件的重要环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个人的心里状态可以通过眼睛清楚的表达出来，我们可以通过当事人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眼神分析当事人的心里从而抓住办案的最好时机，抓住要点适时出击以达到双赢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现就当事人在案件审理的四个阶段的四种不同眼神来说一下调解工作：

一、 坚定、义愤的眼神。

　　因为在我国人们大都遵循的是孔孟之道，一般能在民间自己解决的事全都会自行协商解决，大都能以和为贵。一但要是到法院立案起诉的程度，大多双方当事人都已经过很多次协商双方矛盾都已激化到一定程度了，这时候不论是原告还是被告来到法院时心中都有一种怒火，大多是来自双方协商当中对对方做法的不认可，他们此时的目光是坚定中带有一丝愤怒，都认为自己有理，对方怎么不对，这个阶段是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关系相处最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当事人是最容易怒的，谁说我就和谁干，情绪不稳定，这个阶段要是搞不好当事人是最容易与法官产生矛盾的。这个阶段也就是最初在刚立案阶段。我总结了几点在这个阶段的几要：一、要少说话。少说话不是不说话，这个阶段法官要交待一下关于本案程序方面的事情，比如答辩期的时间了等等，但要记住这个阶段说话不要对案件发表意见，也不要说原、被告说的是对是错。很多时候会出现因法官说一句对该案的观点时，当事人会马上说出是不是对方找你做工作了？你怎么向着他说话的话语来。如我在2002年审理的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当时原、被告合同约定租赁的房屋租期为10年，给付租赁费的时间为每年的1月1日给付，原告是北安市服装四厂这年正好元旦和大礼拜相遇原告单位放假三天，到4号原告单位来法院起诉，以被告未付房租费为由诉讼至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当时我接手该案后一看顺嘴就说，你们是不是放假人家没处交钱啊？这时原告方代理人马上就说，你怎么知道的？被告一定是找你了，他们就是这么说的，你没审理这个案子怎么就知道了呢？然后转身就走了，回去和他们领导汇报说“被告找到法院了，我们还没说话呢他就知道是咱们放假人家没处交钱，就开始向着对方说话了”，然后服装四厂的领导就找到了我，我给他们一解释他们才明白，是因为他们合同当中约定的房租给付日期是法定的节假日，还有双休日所以法官才这么说的，被告来了之后一说才知道，原来是被告在年末时去原告处交钱，原告的法人因公去黑河开会，当时新来的财务听说该房要涨房租没该收这笔钱，等到1月1日至3日原告单位还放假找不到人交钱，所以没交上，经双方一对质，该案也就顺利解决了，事情很小，但不注意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容易被误解，由此可见最好在此阶段不要发表对你审理的案件的观点性意见，以免让当事人产生误解，对法官产生抵触心里，影响案件的审判。二、要有耐心。在接待当事人时，要有耐心。要把当事人要说的事耐心听完，有的人会一个小时或几个小时的说，说起因、说过程，有的会把一个事一次次重复讲给你听，这个时候不要不耐烦，也不要因为你现在正忙当事人来了要和你谈谈案件的事，你说个三言两语的给他打发走，这样当事人会认为你对他的案件不认真，你还对这个案件了解的不清楚，会对你产生不信任感。无论对什么样的当事人都要热情耐心接待，遇到有事时可以与当事人预约时间，让当事人觉得你重视他说的话，重视这起案件，这样当事人才会把你的位置摆正，才会认为你公正。如我审理的一起赡养案件，一个被告。他是一个政府的干部，他父亲86岁了，作为一个被告政府干部他出现在我面前，他觉得非常没面子，就一定要让我听他从小到大的过程，父亲对他什么样，对其他子女什么样，反复多遍。有时我下班在家晚上9点钟给我打电话，一说就到12点（打我家固定电话）。于是我在了解了原告及其他被告后就打电话让他到法院，我说你和我说这么多就是为了让我了解案情，现在我给你说一下你家的事，我把他家的事情一件一件说完摆出来，我最后问他你认为我了解你家的事了吗？他把两个手合十说我服了，法官你是真了解我家的事了，行！你处理吧，你不会处理不公的，我家这几十年的事你能说的这么清楚，我真服了（这大多都是拜他所赐）。最后这起案件在法院的主持调解下顺利调解了。有时听人说是对人的一种尊重，也是对说事人的一种信任，更是对案件深入了解的一个机会。三、要会听案。在此阶段法官要认真听双方当事人说的案情，要听清楚案件的来拢去脉，把握案件的症结所在，要在这个阶段听出案件的焦点问题。

二、 游离的眼神。

　　在第一阶段过去后，也就是在答辩期过去后。法官听出了案件的焦点问题，这个时候法官就要说话了，告知双方当事人就提出的观点和主张要求双方举出相应证据证实，这个阶段也是法官指导当事人举证及告知当事人举证期限及举证责任和举不出证据的后果。也就是指导举证和释明阶段。我要说的重点是在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打架）案件时最容易出现举不出证据，或举证不充份的现象，往往当事人只有双方或只有一方家的亲属，有的邻居看到了也不爱出面证实，怕日后邻里之间不好相处，所以导致一方举证不充份或举不出证来，这样也最容易导致法院对实际案情查不清，这时指导当事人举证、搜集证据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对案件公正审理之必要。如我在2008年审理的一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原告被被告母女打伤，但被告母女不承认，该案是因为原告家丢了一只麻花鸡，原告怀疑是被告家给偷去了，去被告家去找，于是发生争吵，被告母女两人在家和原告撕打起来，从被告家打到巷道中，可是在开庭时被告方否认此事实，原告也举不出是被告母女将其打伤的证据，法院当庭向其释明如举不证据要承担败诉的后果，开完第一次庭后原告反映激烈，认为冤并产生偏激的想法，当时我想如真象原告说的那样，法院就这样将其驳回诉讼请求原告是冤，因此可能出现民转刑的后果，在原告表示说我家的邻居应当有看到的，就是怕人家不愿给出证的情况下，于是本院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公平、公正的态度给原告再次举证的机会，并且法院为该案的公正审理也找到了其邻居张某，向其讲了公民的义务及法律公正对社会的重要性，终于他说出了实情。法官在此时因势利导找被告谈话，讲明法律政策被告一看抵赖不了的情况下，主动赔偿原告2　100.00元。因为当事人的法律意识不同，还有一些当事人虽然举证通知书我们已经送达给原、被告双方了，但他们并不细看，所以这种释明在案件当中是必要的，在这个阶段你再释明一下，虽这不是我们法院必要的程序，但我认为有3点好处：1、对双方当事人负责，对案件能够公正审理负责。2、明确举证不能要承担的责任，使当事人意识到诉讼的风险。3、对案件调解不成判决也有一定的好处，就是当事人案件输了，也不会对你产生想法,认为你法官已经明确告知了，尽到了应尽的义务。这个时候当事人的心里就发生了变化，他的眼神就会由义愤变得游离，他这个时候想的是如举不出证据自己有没有责任和自己有多大责任的问题了，不是自己有没有理的事了，他现在想的是我怎么在举证期满前举证，举什么证的问题，有的证据是否能举出来的问题。如举不出证要有风险了，这时他的眼神就没有刚立案时的坚定了，从而变得游离。

三、 迷茫的眼神。

　　举证期满后，双方当事人各自向法院提交了相应的证据，法官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这时当事人双方对对方的证据都会发表意见，一方提出另一方证据存在的瑕疵，法官在此阶段要对双方再次释明，没有证据或提供证据不充份带来的后果，这时当事人在听了对方对自己提供证据的质疑后，对自己提供的证据也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时举不出证和证据不充份的当事人就会找你了，最常见的一句话就是“法官事实就是那么回事，这证据你让我上那儿找去啊”这时法官心里是最明白的，当事人可以糊涂或者装糊涂，但法官可要做明白人，而且要千方百计的设法让当事人“恍然大悟”可以以案讲法进行适当的法宣工作，讲清法院判案的原则，法院对双方有证据证实的观点怎么处理，没有证据证实的法院如何处理。强调虽然证据是案件的灵魂，没有证据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为了自己私利想要隐瞒事实的法院应如何处理，这时有的当事人就会“恍然大悟”，那些无证据或证据不充份的当事人经法官的释明后对自己的证据能够证明的问题也有了充份了解，他们的眼神就会变得迷茫了。

四、 期盼、渴求的眼神。

　　在交换完证据后，当事人所有证据都固定了，前面三个阶段都过去了，当事人自己也明白比照现有证据他的一些观点站不住了，法官在此时通过各方证据的提交对案件的处理结果就已经心中有数了，但法官的工作是为了达到案解事了的纠纷化解效果，要在法官的引导下，依据法律和事实引导当事人接受最合理的调解方案。这时法官要抓住这个机会，给双方当事人讲清你的证据存在的问题，你的证据能证明什么问题，不能证实你的什么观点。还要向双方当事人讲清，在庭审过程中法院有一个庭审调查阶段，通过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对证人证据的质证，在这个阶段也可以把一些可能双方当事人提供不出证据或提供证据不充份的地方，通过庭审调查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但双方当事人对案件的陈述及其它证人证据间接佐证的过程是要在庭审当中经过法院法官的审判技巧来实现的，这时对双方当事人开始政策攻心，用什么亲情感化法啊！趁热打铁法了等等，抓住这时当事人的心里状态，这时当事人也基本知道现在结果应该是什么样了，这时给双方调解，双方也都能在原有刚来立案的主张上大大的让一步，我主张民事案件以和谐为主，争取把复杂的事情搞简单了，调解比照判决有时能把各自的利益得到最大的保护。这时当事人的心态是证据是找不来了，还想得到保护，这时就得由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把握尺度，在庭审中查清事实了，这时的当事人眼神中充满了期盼和渴求，他们会说那法官就全靠你了，我这真就是那么回事，你就帮帮我吧，不然我就太亏了，谢谢你啊。无论什么案件，无论是否有证据，是发生在当事人身上的事，他们自己是最清楚的，必竟恶人还是少，有些没证据的东西在法官的庭审调查中及技术的政策攻心下大多也能承认，如不承认在查清事实的情况下判决，亏理的一方当事人也不会因此纠缠的。比如我在2008年处理的一起拖欠贷款纠纷一案中，原告起诉被告拖欠货款8　000.00元后，被告辩称此款已还了，但没收回原条，该款还给了原告的前夫了（被告是在原告未离婚前还的款），但现在原告与其丈夫已离婚，起诉后原告前夫也给被告出具了证明，只是原告不认帐，原告前夫因在上海打工无法出庭做证，我院起动了QQ视频质证，通过网络让上海打工的证人出庭质证，可是原告还是抵赖，不同意调解我院当庭宣判原告败诉，宣判后原告当庭表示不上诉。
　　总之，我认为通过我们对当事人四种眼神的理解，可以使我们更好的抓住调解时机解决纠纷，我们审理的案件通过调解结案有以下几点好处：一是可以减少诉讼程序的对抗性，有利于在解决民事纠纷时维护双方当事人的长远利益和友好关系；二是可以最大限度地优化纠纷解决程序的效益，快速、简便、经济地解决纠纷，缓解当事人的讼累，降低诉讼成本，达到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三是有利于当事人充分行使处分权，发挥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作用；四是调解协议以合意为基础，更易为当事人实际履行，可避免执行中的困难，实现调解与执行的有机统一；五是在实体法律规范不健全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通过调解中的协商和妥协，以探索双赢的审理结果。

　　　　　　　　北安市人民法院郊区法庭　王春胜
　　　　　　　　　　　　　二0一0年一月二十日

论“严打”中死刑的合理控制

秦德良


[摘要] 我们有必要站在理性的、人道的高度正确理解死刑的作用；“严打”与死刑适用泛化无必然联系；最后，从法理念和法技术角度提出了“严打”中合理控制死刑的措施。

[关键词] 死刑的作用 “严打” 合理控制

“严打”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1983年、1996年、2001年三次大规模的“严打”斗争中，死刑适用率远比非“严打”期间高，严禁滥杀，防止错杀，成了“严打”期间应特别注意的问题。本文从死刑的作用，“严打”与死刑适用泛化的关系入手，分析“严打”期间为什么要控制，怎样合理控制死刑。

一、正确理解死刑的作用


刑罚之于已然之罪，表现为惩罚，惩罚之功能表现为报应；刑罚之于未然之罪，表现为教育，教育之功能表现为预防。[1][P359]这是我国学者对刑罚属性、功能和目的的权威看法。在刑罚日益朝人道方向发展的潮流下，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方法，它在实现报应和预防方面的作用我们应如何理解呢？

第一，从死刑演进史来看。“死刑是往古的以血还血、同态复仇习惯的表现”[2][P352]“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3][P92]死刑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氏族的血亲复仇权，血亲复仇权后来进一步发展为私人复仇权。国家形成后为国家死刑权所取代，并由此形成以死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欧洲近代人权意识勃兴，促使这一体系向自由刑为中心转变，当代西方国家出于对人的生命价值与人的自由的尊重，使得这一体系向财产刑为中心方向发展。古今中外刑罚体系的演进史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死刑从滥用到慎用乃至取消其适用，从占据刑罚体系中心位置到每况愈下，乃至今日面临被逐出刑罚体系的变化史。死刑所面临的厄运是对死刑作用的最好说明，它表明死刑的报应和预防作用极为有限，以至为尊重人权、尊重人的生命价值，这一作用甚至可以不予以考虑。因而我们在理解死刑作用时不能仅仅从现实功利的角度出发，更重要的是要从人权和人道主义的理性高度去透视。从贝卡里亚开始持续三百余年的死刑存废之争，围绕死刑是否必要、是否正义而展开，前者是“死刑存废的功利之争”，主要围绕死刑的威慑力、预防犯罪的效果、对社会稳定的作用而展开；后者是“死刑存废的人道之争”，主要围绕死刑是出于人的本能报复还是伦理正义的必然要求以及死刑适用是否违背人道主义而展开。死刑的演进史雄辩地证明了“死刑存废的功利要求应当服从于人道要求。”[4][P137]目前世界上没有死刑及不处死刑的国家共85个，在全球180个国家中占47%，保留并执行死刑的国家共95个，占53%。[4][P140]这说明限制乃至废除死刑已成为一种国际潮流，死刑所能发挥的功利作用越来越遭到人们的质疑与否定。

第二，从死刑的功利作用来看。首先，以死刑作为对罪犯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一种报应，实际上也仅仅是一种以恶害报以恶害的有节制的报复，“是一场国家同一个公民的战争，因为它认为消灭这个公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5][P45]适用死刑本意是要“阻止公民去做杀人犯”然而它“却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犯”[5][P49]所以有人甚至认为死刑“只不过是整个民族进行的隆重的谋杀行为而已。”[6][P70]以死刑惩罚、报应罪犯其所真正发挥的现实功能之一是满足民众基于本能的报应观念，平息民众的复仇心理，然而以剥夺罪犯生命权来迎合民众的情绪性的报应要求不是理性的、人道的态度，并且惩罚罪犯完全可以用无期徒刑代替死刑。其次，就死刑的特殊预防作用而言，死刑从肉体上彻底剥夺了罪犯的再犯能力和再犯可能性，因而是最有效的特殊预防手段，这也是死刑所真正发挥的又一重要现实功能，同时这也是重刑主义者重视死刑的原因。然而以死刑为特殊预防手段不符合刑罚人道的潮流。贝卡里亚早就指出只有在不处死罪犯就不足已防止他危害国家安全或者不足以预防他人犯罪的情况下才可适用死刑。[5][P45-46]所以死刑的特殊预防作用不宜过分强调。最后，就死刑的一般预防作用而言，一般认为，死刑以最大的威吓力与震慑力通过对潜在犯罪人、受害人及其他守法公民产生死刑威慑的心理效应，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然而，死刑威慑的心理效应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和实证根据。死刑这种“酷刑的场面给予人们的常常是一付铁石心肠，而不是教人悔过。”[5][P49]实际上，死刑的一般预防作用往往收效甚微。以我国为例，与1982年刑事立案数相比，在1983年“严打”开始后的8年中，凶杀案平均每年递增30%，强奸案每年递增近20%，伤害案每年递增35%，抢劫案每年递增近3倍。[7][P37]从上述三方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报应与预防是死刑得以存在的两个支撑点，“民众为了满足报应观念而呼吁死刑；统治者为了遏制犯罪而适用死刑。大家的要求不谋而合，都认为万万不可没有死刑。”[8][P102]死刑虽有一定的功利作用，但是它是极其有限的，我们不能夸大、更不能强调这种作用，因为我们一旦站在理性的、人道的高度就会发现，死刑是对人自身的生命价值的否定，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所以我们在理解死刑的作用时，首先要坚持刑罚人道原则，坚决否定夸大死刑功利作用的重刑主义观点。

第三，从社会学、文化学角度来看。首先，犯罪社会学认为犯罪产生有复杂社会根源，不是单靠重刑就能有效控制的。有学者甚至认为犯罪是社会的必然现象，“是社会健康的一个因素，是健康的社会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9][P84] “犯罪也有年终平衡，其增多与减少，比国民经济的收支还有规律性”。[10][P5] 以刑罚控制犯罪本来就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治标之策，盲目地以死刑去控制犯罪更是南辕北辙之举。其次，从刑法的社会学观点看，一个社会成功的犯罪控制系统是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伦理道德各子系统互相作用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刑法作为法律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以刑罚为“剑”，调整广泛的社会关系的“后盾法”。随着对犯罪发展的科学揭示，随着对“任何惩罚都是伤害，所有的惩罚都是罪恶。”[11][P493]的逐渐认识，刑罚在犯罪预防体系中的地位将逐渐下降，随之而来的更是死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的卑微乃至虚置，最终退出刑罚体系。当然死刑能否退出刑罚体系取决于一国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意识水平。我国由于经济基础，社会精神文化总体水平较低，特别是城乡差别较大，转型期严峻的治安形势、复杂的社会问题，淡薄的人权意识和生命意识以及“杀人者死”的报应观念在民族心理结构中的积淀，悠久的重刑主义传统使得我国在现阶段必然保留死刑，国际上的死刑存废之争在我国现实地、功利地表现为死刑的扩张与限制之争。最后，从刑法文化学观点看，刑罚制度是一种文化制度，旨在通过对刑罚的直接对象及潜在对象的教育而发挥建构法秩序的功能，而死刑制度是对这一文化制度的一定程度的否定，与日益重视人权保障尤其是犯罪人的保障的刑法文化潮流不相适应，因而我们应在刑罚人道原则指导下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适用。

二、法治下的“严打”与死刑适用泛化无必然联系

“严打”是在执政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由各级执政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牵头，组织各级公、检、法部门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开展的一场全国性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严打”突出两个“严”字，一是打击重点是严重犯罪活动；一是对严重犯罪活动的打击要严厉，坚决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稳、准、狠地打击犯罪分子。公、检、法在采取集中打击活动后，要抓紧进行预审、取证、深挖，努力做到快批捕，快起诉、快审判。凡是罪该重判的，要坚决依法重判；凡是依法该判死刑的，要坚决判处死刑。[12]三次“严打”期间被判处死刑的人数较非“严打”期间多，但这并不能得出“严打”与死刑适用泛化有必然联系的结论。

第一，“严打”作为执政党中央针对特定严重刑事犯罪而提出的一项重要刑事政策，坚持“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依法从重从快方针与依法办事的法治原则在精神上是一致的”，该方针是“为了更好地运用刑法所规定的量刑原则”，“也是为了有效实现刑罚目的。”[13]该方针说明“严打”是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是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对严重刑事犯罪的严厉打击。因为“严打”作为一项刑事政策是现行刑事法律的政策化，它必须遵守现行刑事法律的规定。“依法”主要是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特别是坚持刑法所确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及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保障犯罪人诉讼权利的原则。“依法从重从快”不是在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情况下的任意多捕，盲目从重，甚至对犯罪人随意加重处罚，也不是在违背诉讼时效，违背保障犯罪人应有诉讼权利原则情况下的随意从快。“依法从重从快”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治原则，对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适用刑罚，仍须严格遵守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实体与程序规定。法治下的“严打”必须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这一原则的内涵是：刑罚的轻重应与犯罪人所犯罪行相适应。对所犯罪行“依法该判处死刑”的，才“坚决判处死刑”；对“罪该重判”的才“坚决依法重判”。因而只要坚持罪行相适应原则，死刑适用不可能泛化，因为凡被判处死刑者一般都是其犯下了本身应该判死刑的罪，即使在非“严打”期间也可能被判处死刑，且由于“从重”主要针对“严打”的范围和对象，如2001年4月开始的“严打”主要针对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对这几类犯罪人“从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死刑适用的增加，但从总体而言，因“从重”而升格为死刑者是少数，还谈不上死刑适用泛化。

第二，法治下的“严打”是我国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过程中针对犯罪发展的高峰及时作出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体现了邓小平“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14][P350] 坚决打击犯罪的思想。犯罪发展呈现出波浪式运动的规律，因而在犯罪高峰期，针对几类严重犯罪实施严厉打击的刑事政策是建立在对犯罪动态变化的科学分析基础上的，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成为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重要手段。因而针对犯罪发展高峰期的“严打”必然导致较大数量的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有一定数量的人被判处死刑，但只要严格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话，那么死刑在犯罪人刑种构成中的比例不可能比非“严打”期间高出多少，因为死刑类犯罪人与非死刑类犯罪人都在增长，因此“严打”与死刑适用泛化无必然联系。

然而三次“严打”实践却给人们造成“严打”必然导致死刑广泛适用的感觉，尤其是83年“严打”杀人过多，让人立即将“严打”与死刑适用泛化联系起来，并直觉得出“严打”就是多杀人的结论。我们认为“严打”实践中造成的死刑适用泛化，主要是因为没有很好地坚持法治原则，片面强调“从重从快”，过于迷信死刑的功利作用。

首先，肩负一方稳定大局的地方党政部门负责人由于他们亲自领导“严打”斗争，往往容易以领导者姿态恣意干涉检察院的独立检察权、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往往容易以行政命令取代法律，使得“严打”偏离法治方向；

其次，党政部门、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中迷信死刑万能的思想大有市场，他们希望通过“严打”多杀一些罪犯以遏制犯罪，保持地方稳定；

最后，由于部分司法机关在非“严打”期间搞“运动式执法”，使许多案件堆积到“严打”期间，普通群众深受犯罪之害，因而迫切要求多杀一些罪犯，这样民众的呼声与部分官员的要求和谐统一，进一步导致了滥杀多杀的倾向。“严打”实践中死刑适用泛化的倾向是完全背离“严打”本意的，“严打”必须坚持法治原则，只有这样才可以有效防止“严打”期间以政治取代法律的倾向，可以防止“严打”演变为随意“厉打”的“警治”危险。

死刑适用太多是非常危险的。刑罚经济学告诉我们：死刑作为一种“投入”，其“产出”是对罪犯的惩罚和对其他人犯罪动机的抑制，然而这种收益遵循经济学上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即随着死刑适用的增多，死刑的报应和预防作用递减 ，到一定数量上会出现负收益，即民众不但不对死刑犯以憎恶反而加以同情，所以我们必须严格控制“严打”期间死刑的适用。

三、科学把握死刑的适用

“从司法实践来看，死刑的裁量仍存在诸多难以令人满意的地方。其突出表现一是在司法实践中死刑的裁量存在过多、过滥的问题；二是死刑的裁量存在案件不平衡、时间不平衡、地区不平衡的问题。”[15][P95] “严打”期间，死刑裁量过多过滥及量刑不平衡的问题更加突出，因而研究“严打”期间死刑的合理控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下面我们主要从刑事法理念和技术方面谈谈我们的不成熟的想法。

（一）树立科学的死刑观，限制、削减，逐步废除死刑

我国传统的死刑观基本上是一种奠基于死刑威慑基础上的重刑主义死刑观，认为死刑可以惩罚犯罪，平息民愤，有效预防犯罪。传统死刑观着眼于死刑的现实的、短期的功利作用，因而推崇、迷信死刑。科学的死刑观是站在理性的、人道的、尊重人权的高度看待死刑的功利作用，认为死刑与刑罚人道的刑法现代化潮流格格不入，与日益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与人权保障的人类文明更是背道而弛，因而死刑的功利作用不应被强调，对死刑适用应采取限制并逐步废除而非扩张的态度。

奠基于人权基础上的科学死刑观符合国际社会限制并逐步废除死刑的死刑改革潮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严重的罪行的惩罚……”，第6款规定“本公约的任何缔约国不得援引本条约的任何部分为推迟或阻止死刑的废除。”我国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这一公约。这一公约反映了国际社会限制并逐步废除死刑的死刑改革潮流，我国暂时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但限制死刑的适用是完全可能也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