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九八八、一九八九年科学、教育、文化合作计划
中国政府 荷兰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荷兰政府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年科学、教育、文化合作计划
（签订日期１９８８年５月２７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８年１月１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荷兰政府文化合作协定，特别是该协定第四条，双方代表团于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会谈，就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和一九九０年计划达成协议如下：
一、教育和科学
第一条 双方将促进荷兰和中国教育及研究机构之间在对等基础上的合作与交流。
（一）１．根据荷兰教科部与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海牙签署的备忘录；
２．根据荷兰教科部与中国科学院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北京签署的、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日在苏特梅尔签署的备忘录；
３．根据荷兰教科部、荷兰经济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三日在北京签署的备忘录。
（二）在必要并且适当的时候，双方将根据实际需要及可能促进荷中两国教育和研究机构在未列入（一）所指备忘录中规定的正式安排的领域进行合作与交流。
（三）双方将鼓励和促进两国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其它类似的科学或专业机构之间的合作。有关合作的细节将通过外交途径安排。这类合作项目的费用原则上由各有关机构负担。已有的或正列入计划的合作形式见附件一。新的大学或研究机构间的协议将自动列入本条款。
第二条 研究人员交流
除了第一条（一）提及的备忘录范围内的交流外，双方将在对等基础上进行研究人员的交流，从事研究工作和了解对方学术和科学组织及机构，以促进第一条（二）和（三）所提及的直接合作。
在上述校际范围内，或根据两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协议，中方每年可派至多一百名研究人员赴荷。
有关研究人员名单将由中国国家教委提交给荷兰教科部，其中不仅包括中国国家教委选派的研究人员，还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选派的研究人员。
研究人员的访问将由双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直接协商安排。
在接待国期间，上述人员还可就事先商定的课题开设讲座。访问期限将根据访问者工作的性质和意义逐项商定。
双方强调各方均十分重视科学合作和教育交流。荷兰代表团告知中国代表团，荷兰已成立了一个由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学院院长为首的委员会，以促进并监督科学合作和教育交流。
第三条 大学生和进修生的交流
（一）在本计划期间，双方每年将为那些不能按照第一条（一）提及的备忘录所规定的条件进行交流的对方国家的大学学生、进修生和研究人员提供三十人月的奖学金，每一个奖学金为期六至十个月。
（二）双方将鼓励互派小型学生团组，在一名教授或其他大学教师带领下，到对方国家访问，以获取对其所学专业的实际经验，费用由派出方负担。双方将逐一商定每次访问的细节。
（三）在本计划期内，每年将保留必要的资金，使各自国家的教师能去对方国家访问，为期一个月，以增加见闻和交流教学经验。双方将为对方国家的有关教育机构提供科学、文化方面的图书及其它出版物和期刊。
第四条 语言
双方强调各方均十分重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授荷兰语、了解荷兰文化和在荷兰教授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双方将积极促进在本国院校开设对方国家语言和文化课程。荷兰代表团告知中国代表团自一九八五年元月一日起，对荷兰语课程和教授的指导和资助移交给“荷兰语协会”负责。
第五条 文凭对等
双方将研究两国大学授予的考试证书、职称和学位对等问题，并将相互提供必要的资料和文献，从而使各方能大体了解对方国家颁发这类证书和授予职称、学位的原则和条件。为此，可成立一个混合委员会。
第六条 代表团交流
在本计划期间内，双方可交换一个教育代表团。代表团将由三至四人组成，访问期限最多为十四天。
第七条 文献交流
双方将在对等基础上，交换有关教育问题的出版物和资料。此外，双方还将努力为对方国家有关高等院校提供科学、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图书以及其它出版物和期刊。
二、文化
第八条 中方派一由十五名音乐家组成的民族乐团于一九八八年或一九八九年访荷，演奏中国古典音乐。
荷方派一由五名音乐家组成的音乐小组于一九八九年访华，举办音乐会和进行学术交流并演奏轻音乐和爵士乐。
第九条 荷方派歌唱家ＥＩＩＹ ＡＭＥＬＩＮＧ及其伴奏者访华举办音乐会并讲学。
第十条 双方互换摄影艺术展览。
第十一条 荷方将考虑在中国举办一个美术或工艺美术展览的可能性；中方希望在荷兰举办一个中国画展览。随展人员两名。
第十二条 双方鼓励两国图书馆之间图书、出版物交换和专业人员的交流。
第十三条 双方鼓励两国画家和美术研究人员的交流。荷兰将于一九八八年派三至五名画家访华。一九八九年中国派同样人数的美术研究人员赴荷考察。荷兰画家在中国访问期间将完成一些作品并展出。访问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荷方表示希望接待一个大型的故宫中国艺术文物展览。此项目将由双方有关博物馆直接商谈。
第十四条 双方于一九八九年派三人音乐家小组互访。
第十五条 双方将互派一个由三至五人组成的代表团考察对方国家的社会文化。当地风俗和艺术节。中方代表团一九八八年访荷，荷方一九八九年回访。荷方代表团考察的具体内容将在以后决定。
如果需要，双方也可不派上述代表团，而互派上述领域内文化界的专家作最多两个星期的访问学习。
第十六条 双方鼓励两国广播、电视组织间进行专家、广播及电视节目的交流。具体项目由双方有关部门另行商定。
第十七条 荷方每年将为中国广播电视记者、编辑和节目制作人提供两个名额的奖学金在荷兰电台培训中心培训。
第十八条 双方互相支持和鼓励电影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第十九条 双方派出一个由三至五人组成的动画片代表团互访，交流技艺并进行学术活动。
荷方将提供一个荷兰动画片的展览。
第二十条 双方互派一个小型的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互访。具体事宜届时另商。
第二十一条 双方将派一个小型的出版、版权和文学翻译领域内的代表团互访。访问时间另行商定。
第二十二条 双方鼓励翻译、出版对方国家的文学作品。
第二十三条 双方鼓励两国在体育运动方面的交流。具体项目由两国的体育机构另行商定。
三、通则
第二十四条 双方将为本计划所列的活动提供经费。有关这些访问的财务条件写入“财务规定”中。
第二十五条 关于第一条（一）中未提到的人员和代表团交流，双方同意，派出国将挑选以学习和研究对方国家的科学、教育或文化生活为主要目的的人员（参看第一条（二）、（三），第二条，第三条）。如派出人员系赴对方国家讲学，则人选由接受国选定。对以上两种情况，派遣国的建议均应经接受国同意。双方将通过外交途径或双方都能接受的其它途径，尽早将提议提交给对方（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迟于访问前的三个月）。
提议将说明被提名或被邀请人的名单，他们的学历、工作和职务，研究或讲学的课题和要求，包括对人选的访问日程、停留时间、语言能力的建议和任何有助于访问成功的信息。
在对方通过外交途径或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认可提议之前，将不进一步安排访问的细节。在任何情况下，双方都要提前三个月答复对方。
第二十六条 双方至少在访问前两周通知对方来访者的确切抵达时间和地点。
第二十七条 关于本计划第三条（一）所指的奖学金，双方同意下述安排：派出方向接待方提出奖学金人选，提供奖学金一方将保留是否提供奖学金的权力。双方将在每年三月一日之前将所提名奖学金人选通知对方，并说明其学历、工作（如有工作的话）、学习计划、语言水平、年龄以及其它任何有助于其在对方国家学习访问成功所需的有关情况。双方将于每年七月一日之前答复对方建议。
双方将在至少两周前将奖学金获得者抵达对方国家的确切时间和抵达方式通知对方。
四、财务规定
第二十八条 研究人员交换
根据第二条所派的研究人员，除非另有说明，中方将承担他们的国际旅费、食宿费、在对方国期间的旅费和全部医疗费用。
荷方不承担任何财务责任。
第二十九条 大学生、进修生和研究人员
根据第三条（一）的规定获得奖学金的大学生、进修生和研究人员将每月得到一千一百荷兰盾。另将得到用于购买学习书籍的不超过三百荷兰盾的一次性赠款和不超过三百荷兰盾的一次性安置费。免费提供医疗保险和第三者责任险。根据第一条（一）和第三条（一）规定获得奖学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习的大学生、应届毕业生和研究人员，将依照中国现行的有关外国留学生食宿和赠款的规定取得津贴。
第三十条 艺术家的交流
（根据第二十四条）派出国负担互换艺术家到达对方国首都的往返国际旅费。接待方负担来访者的食、宿和与访问计划有关的在接待国交通费及急诊所需的医疗费，但不包括那些慢性病和牙科治疗费用。
第三十一条 艺术团组互访
双方同意提供一笔经费，向每一互访艺术团提供经费的具体安排将由双方商定。派出方将负担国际旅运费。接待方将负担食、宿、国内交通和急诊医疗费。
第三十二条 展览
１．派出方原则上将负担展品运至对方国家第一个展出地和从最后一个展出地运回本国的运费。
２．接待方负担展品的国内运费和布展费用。接待方还将负担用于宣传和印制目录的费用。
３．接待方负担对方国家布展和撤展专家的食、宿和国内交通费。
４．接待方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展品。
５．派出方将负担全风险保险费，接待方将负担展览期间的保险费。
五、其他
第三十三条 本计划规定，不排除通过外交途径商定安排其他访问和交流项目的可能性。
第三十四条 如认为必要，在本计划期间，双方代表可以会晤，检查本计划的执行情况。
第三十五条 本计划期间未执行的任何项目，均可在下一个交流计划中予以重新考虑。
第三十六条 根据文化合作协定第四条建立的混合委员会将于一九九０年在海牙会晤制定新的交流计划。混合委员会会议召开的确切时间将由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本计划自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本计划于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用英文写成。两份计划具有同等效力。
混合委员会 混合委员会
中国代表团团长 荷兰代表团团长
邢秉顺 容克·卢兰茨
（签字） （签字）
试论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
周 旋
本文从精神损害赔偿的调整范围出发，讨论了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理论上的可能性与实践上的必要性，把离婚中的损害区分为离因之精神损害和离婚之精神损害，重点研究了离婚之损害的法律继受、权利义务主体、请求权的让与与继承、赔偿原则及适用范围等问题。
关键词：精神损害 离因之精神损害 离婚之精神损害
千百年来，婚姻的基础都建筑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之上，只是到了上世纪爱情才成了婚姻的基础。但婚姻中情感因素的加入以及过于浪漫的情感追求，反而增加了婚姻中的不稳定因素；另外，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兴起，使人们生活的环境发生变动的可能性增加，人们的观念、欲望和追求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根据李银河在北京市作过的一个随机抽样调查，有过婚外性行为的人的比例相当高，而人们对婚外性行为的态度是非常严厉的。[1]因此，近年来我国的离婚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离婚理由也越来越多样化，酗酒、遗弃、缺乏感情、性生活不和谐、彼此厌倦及一系列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差异都可以成为离婚理由。西方有学者根据不同的离婚理由和离婚目的将离婚区分为良性离婚和非良性离婚，[2]但无论是良性离婚还是非良性离婚，只要给相对方造成损害，我们就应当考虑从制度上给予救济。尤其在非良性离婚的情况下，在婚姻关系是由于一方的重大过错甚至是违法行为而导致破裂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往往忍受巨大痛苦、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从而，离婚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就成为随之而来的一个突出问题。但我国《婚姻法》却未对离婚诉讼中的损害赔偿作出规定，《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中也无相应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则更无从寻求救济。虽我国法学界有学者曾提及我国应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问题，但对离婚的精神损害赔偿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尚不多见，因此，在我国新的婚姻家庭法已形成专家稿草案、制定民法典已被提上日程、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呼声越来越高之际，笔者不揣浅陋，试就此问题撰文研究，希望能有一定实际意义。
一、 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研究
早在罗马法发展的法典编纂时期，就出现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萌芽。我国学者认为，所谓凌辱（injuria），涵义很广，不仅是对个人的自由、名誉身份和人格等加以侮辱就构成，举凡伤害凌辱个人的精神和身体的行为，都包括在内。后来裁判官允许被害人提起“损害之诉”，自定赔偿数额。到帝政时代，损害赔偿的请求额，完全由裁判官视损害的性质、受害的部位、加害的情节及被害人的身份等斟酌定之。[3]
近代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形成，是沿着两条并行的路线发展的。一条路线是沿袭罗马法的侵辱估价之诉的做法，建立对民事主体精神性人格权的民法保护；另一条路线是对物质性人格权的民法保护。在罗马法以后，开始出现赔偿因侵害身体、健康、生命权非财产损失的方法，即人身损害的抚慰金制度。[4]
现代意义上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确立和发展是在20世纪。早在制定《瑞士民法典》时（1907年公布，1911年施行），就有精神损害赔偿肯定与否的争论。报界因深恐报道自由受到限制，增加讼累。德国一些学者亦警告精神损害将使人格商品化，因而采用限定主义，仅限于姓名权等几项权利损害可请求赔偿。限定主义，是大陆法系之初的基本主义。在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英美法系，判例确认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种类逐渐增多，实为非限定主义。[5]非限定主义，现在已成为一种趋势，大陆法系的国家也分别改采此种主义。精神损害，现已涉及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贞操权等许多方面，财产和人身损害造成的精神痛苦也可以请求物质赔偿。[6]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精神损害是相对于物质损害而言的，它包括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的损失。精神痛苦主要指权利人因人格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理、心理上的痛苦，导致其精神活动出现障碍或使人产生愤怒、绝望、恐惧、焦虑、不安等的情绪。精神利益的损失是权利人的人格利益或身份利益遭受损害。[7]亦有学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不限于非财产损害，也包括财产权损害引起的精神损害，同时也不限于精神或肉体痛苦，有时精神权益受损害，受害人尽管未感到痛苦，也可请求赔偿。[8]笔者进一步认为精神损害不限于侵权行为引起的精神痛苦，也包括非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如离婚等。
二、 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依据
（一） 从夫妻一体主义到夫妻别体主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法律上看，这种变化经历了两个时期：
1、以夫权为标志的一体主义时期，即男女结合后合为一体，夫妻人格相互吸收，但实际是妻的人格为夫吸收，妻子婚后无姓名权和财产权，无行为能力和诉讼能力，一切受夫的支配，这种模式多为古代法中世纪法所采用。
2、以夫妻在法律上地位平等为标志的夫妻别体主义时期。指男女结婚后各自保持独立的人格，相互间享有承担一定的权利义务，各有财产上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表现为男女法律上的平等。现代各国立法大都采用此种模式。
正是因为夫妻关系是建立在人格独立平等的基础上的，夫妻各具有独立人格及财产所有能力，一方才可能对另一方产生侵权可能，从而受害方才能要求另一方给予损害赔偿。[9]
（二） 从有责离婚主义到破裂离婚主义
随着传统婚姻观念的巨大转变，离婚已不再那么令人难以接受了，当代世界各国离婚法的立法发展趋势也从有责主义发展到破裂主义，对离婚的限制大大减少了。从过错离婚到无过错离婚，社会和法律对离婚的态度越来越宽容。依无过错离婚法的基本要求，只要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不论有无过错，任何一方都可以获准离婚。造成婚姻关系破裂一方的任何过错，应该与获准离婚无关；即使配偶一方完全无辜，也不曾有违反婚姻义务的行为，法律仍可背其意愿而强制离婚。这就使配偶一方受到精神损害的可能性增大，从而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余地。如果婚姻不幸破裂并且无可能挽回，那就应该让那个名存实亡，徒有其表的法律外壳解体，不过要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平，最小限度的痛苦和烦恼。对于精神权益的损害，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无疑是一个好的救济手段。
（三） 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会导致婚姻商品化、人格商品化。
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尤其是离婚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意见表示反对，认为允许损害赔偿会使婚姻趋于商品化，为高价离婚大开方便之门，所以以道德规范来调整婚姻关系更合适。但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社会经济及其派生的各种社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的婚姻关系，婚姻主要是生活与利益的结合。若仅以道德规范来调整婚姻关系显然无法保护婚姻关系当事人的利益。夫妻关系中有人身人格利益因素，既然民法上其他人格权利受到侵害要求损害赔偿没有导致人格商品化，那未，离婚之损害赔偿当然不会导致婚姻的商品化，相反，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防止或减少婚姻关系在存续期间的过错行为，保障婚姻关系的稳定，提高婚姻质量，进一步提高当事人的人格独立、民主、平等意识，增强权利意识，而这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政治，以及形成和谐安全的社会秩序所必需。[10]
三、 建立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一）有利于完善法律体系。
事实上，我国《宪法》和《民法通则》对于保护公民的精神权利是明文规定的。《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评选陷害。”《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第120条又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学者认为，应对此作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定主义解释，即将精神损害赔偿严格限定为上述四种侵权行为。这从法的安定性角度考虑似无不妥，但系以牺牲法的妥当性为代价的。笔者以为，若将法的安定性和妥当性相结合，应将上述条文作扩大解释，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将离婚过程中的精神损害赔偿亦涵盖其中。
（二）有利于保护离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从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现状看，近年来婚内侵权行为屡屡发生，家庭暴力呈上升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约有40万个家庭解体，其中四分之一起因于家庭暴力。因夫妻一方与人有婚外情、或通奸、姘居、重婚而导致婚姻破裂离婚有增无减，在某些地区已成为离婚的主要原因，占离婚案件总数的60%以上。[11]许多无过错离婚当事人因一方过错的侵权违法行为，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如果不能够得到救济，则无法保护其合法权益。
（三）是实现“离婚自由”的重要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