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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调解力度，促进司法和谐

王丹 王长君


　　随着“构建和谐社会”重大举措的提出，调解结案也成为法院青睐的结案方式，而调解也就成了“司法和谐”的代名词，各级法院均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实现调解效益最大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整体原因

1. 调解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不断加强审判流程管理、强化审限管理的同时，工作效率的提高越来越受到重视，调解的工作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2. 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与警力相对紧缺的矛盾进一步突出，使法官应接不暇，没有时间过多地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从而忽视了调解工作，甚至流于程序，客观上造成调解不能,从而降低调解结案率。

3. 调解需要当事人对法官的信任，而目前法院的司法权威和法官的社会公信力与社会及当事人的期望值有较大的差距，对法院及法官还有一种不太信任的态度，怕调解使自己吃亏。

4. 案件承办人员对司法政策的理解不够全面，除部分案件应当先调解外，认为其它案件调解并非必经程序，或认为调解过多有损法院形象，更体现不出法律的权威性或说强制性的一面。

5. “人情”的干预，导致部分法官不当行使调解的权利，也影响了当事人自由处分权的行使。

6. 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经济进一步发展，诉讼的目的不再主要是经济利益，很大程度上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当事人不愿调解。

个体(具体案件)原因

1. 债务及经济纠纷案件调解率较高，但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原因是债务案件是一种既期、短期利益，责任明确，争议不大，只是暂时给付不能，相对来说调解结案较容易，案件调解率也较高，但从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前几年金融机构贷款纠纷案件大量积累，为及时追回贷款，化解金融风险，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大量纠纷涌向向法院，有时占当年法院此类案件的绝大部分，此类案件基本都能调解结案，从而使当年案件调解率大幅度上升；从2003年以后，此类案件诉讼高峰期结束，即使有也仅占此类案件的极少部分，也导致了案件调解率和案件数量的大幅度降低。

2. 离婚、相邻案件调解率较低且较稳定。其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婚姻观念不断冲击着我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人们对婚姻观念有较大的转变，其权利意识进一步增强，婚姻自由越来越成为追求的目标，人性化得到充分体现，从而导致离婚案件的增加。再加上妇女地位的提高，人身、财产的独立性得到空前增强，对男子的依附性大大减弱，这也成为离婚的“催化剂”。在案件诉讼过程中，双方对离婚与否绝大多数能达成共识，但财产分割、孩子抚养就成为争议的焦点，从而导致调解不能，直接的反映就是调解率较低且稳定；相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主要是隔壁两邻，有的还是亲属关系，其所争议的标的是具有长期性，甚至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所以当事人在处分自己的权利时非常谨慎，出现“宁伤感情也不损后代利益”局面，故造成案件调解的难度增大，案件调解率较低的原因。

3. 侵权赔偿纠纷案件的调解率居中且基本稳定。侵权赔偿案件特别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既涉及到财产权更涉及到人身权，产生纠纷的原因是平时积怨的结果，“百尺之冰，非一日之寒”，在诉讼过程中分歧较大，不容易调解结案，打官司的目的不仅是财产利益更是精神（心理）利益，甚至是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讨个说法”，判决效果更好，当事人根本不愿调解，故此类案件调解率较低。

4. 其它案件（主要是特殊侵权等新类型案件）的调解率不稳定，波动幅度较大。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不断推进，法院受理案件范围越来越广，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且越来越专业化，每年所出现的新类型案件没有一定的规律性，具有较大的偶然性，且不同的案件的调解方法也有较大的差异性，甚至部分案件（特别程序）依法根本就不适用调解，调解率波动幅度较大就成了势在必然。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在调解工作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过于强调调解率，以调解结案作为评定工作和法官能力发主要指标。这就会使一些案件承办人员为了调解结案，出现强制调解的情况，如在审判实践中出现的“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劝压调”、“以诱压调”等，甚至因法院内部审限及畏难情绪也会出现而对当事人采取强迫调解的现象；强调调解结案只是一种结案方式，辩证看待调解工作虽然能够产生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它并不是一个终极目标，审判活动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公正和效率，不能为了完成调解结案的指标而久调不决，拖延时间；也不能违法调解，压制当事人，给当事人留下“和稀泥”的印象，让当事人心有不甘；二是忽视调解工作，使调解成为走形式。调解本来就是当事人之间一个互让互谅的过程，为使纠纷解决，必定有双方在利益上有所让步，而法官一旦把握不好审判者和调解者的双重身份，要求让步的一方当事人会理解为司法的不公，对调解失去信心，表现为不积极，敷衍了事，这也打击了法官主持调解的积极性，使审判中的调解程序走走过场，很难调解结案，诉讼效率低。

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问题与思考和对策

（一）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不足

１．法律规定调解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弊多利少。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而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当事人选择调解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效率，如果所有案件都要求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调解的优势就会丧失，还不如判决更简便、快捷。可见，一味要求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既不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耗时、费力，又浪费法院的审判资源。

２．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简单，审判实践中难以操作。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设专章规定了调解，但内容简单，过于原则，缺乏法官和当事人必须遵守的程序和规范。这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随意性很大，何时调解、如何调解，均由法官决定，没有程序性的约束；另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不敢大胆适用。

３．“调审合一”影响司法公正。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程序未作独立、专门的规定，实行的是“调审合一”的调解模式。这种模式对降低诉讼成本、避免严格程序带来的对抗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但是，随着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它在审判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日益突出，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常常身兼调解者和审判者双重身份，势必造成法官在身份上的冲突，一旦调解不成，容易使当事人对法院的公正和判决的正义产生怀疑，有损司法权威。

４．调解中的职权主义色彩过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虽然起步较早，但传统审判方式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反映在调解上就是法官的职权主义特别突出。首先，法官对运用调解方式还是判决方式结案，拥有较大的选择权，有些能调解结案的案件，法官却将调解走了过场；有些案件应当及时判决，法官却在开庭后反复调解，久调不决。其次，调解中法官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忽视当事人尤其是债权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甚至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

５．赋予当事人反悔权的规定有待完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书送达前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反悔，而无需任何理由。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并无任何约束力。这对调解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和遵守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导致了审判资源的浪费，助长了当事人在调解中随意言行、不负责任的倾向。

6．审限对调解的影响应引起重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３个月内审结。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来讲，因法官在同一时间段内审理的案件数量太多，导致实际分配到每一个案件上的绝对时间是不到３个月的，并且有些案件在调解过程中需要进行“冷处理”，因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期限是否可以延长，导致有些本来可以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最后却采用了判决方式解决。
煤炭部


煤炭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审计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对煤炭企业（以下简称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审计监督工作，提高审计质量，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发布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试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和煤炭工业部发布的《煤炭行业内部审计工作暂行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是指国有独资、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或主导地位的煤炭企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资产，即净资产，是指企业所有者对企业以各种形式的投资以及投资收益形成的或者经依法认定取得的企业所有者权益，具体包括资本金、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等。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企业资产保值，是指企业在报告期内的期末企业所有者权益等于期初企业所有者权益。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的企业资产增值，是指企业在报告期内的期末企业所有者权益大于期初企业所有者权益。
第六条 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审计，是指在审查企业资产、负债真实性、合法性的基础上，确认企业资产保值增值指标的真实性和企业或企业经营者的经济责任。其目的是保证企业资产安全、完整和不断增值，促进企业加强经营管理，提高资产的运营效益。
第七条 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审计应当就企业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性，对下列内容进行审查：
（一）企业资产负债是否真实、合法；
（二）企业存在的资产是否有使用价值；
（三）企业各项资产计价、核算是否正确；
（四）是否能证明资产归该企业所有；
（五）企业各项负债计算列示是否正确，帐户是否真实，外币债务汇率运用是否正确；
（六）企业收入、成本费用支出是否真实、合法；
（七）企业应上交国家税款是否足额计列；
（八）企业利润及利润分配是否正确，反映各方利益是否得当。
第八条 在审查确定企业报告期资产保值增值指标时，应对审计中查出的下列事项进行调整：
（一）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各种收入或成本费用；
（二）应计入当期损益的财产盘盈、盘亏损失；
（三）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坏帐损失；
（四）应计入当期损益或应由在建工程列支的借款利息；
（五）多摊少摊“待摊费用”、“递延资产”等费用；
（六）少提或多提的固定资产折旧；
（七）违反规定提取的预提费用；
（八）应计入资本金、资本公积金的各种基金或资金；
（九）其他影响企业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增减的事项。
第九条 在审查确定企业报告期内资产保值增值指标时，应对以下项目进行分析调整：
（一）长期投资中的潜在损失；
（二）煤炭生产企业“井巷费和维简费”的超支或结余额；
（三）三年未收回应收款项中的或有损失；
（四）其他潜在盈亏。
第十条 确认企业资产状况时，应按照本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对企业报表所有者权益进行相应调整。其计算公式是：
企业期末（期初）实际所有者权益＝
报表期末（期初）所有者权益额＋－审计查出问
题调整额＋－审计查出问题分析调整额
第十一条 在审查确定企业报告期内资产保值增值指标时，应扣除以下不可比因素的影响：
（一）因企业所有者增加对企业的各种投资而增加的资本金；
（二）国有独资企业因国家增加专项拨款和各种建设基金而增加的资本公积金；
（三）国有独资企业由于国家对企业实行先征税后返还办法而增加的资本金或资本公积金；
（四）企业按国家规定进行资产重估、评估而增加或减少的资本公积金；
（五）企业按国家规定进行清产核资而增加或减少的资本公积金；
（六）企业接收捐赠而增加的资本公积金；
（七）政府有关部门确认的其他增加或减少企业所有者权益的因素。
第十二条 对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审计，一般以会计年度或经营者的责任期确定审计时限。
第十三条 对企业资产保值增值审计暂不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和物价变动指数。
第十四条 煤炭内部审计机构对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审计，应在计算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率的基础上，全面分析评价企业运营效率，确认企业或企业经营者的责任。
第十五条 确认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状况和企业资产运营效益应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一）企业资产保值增值指标
1、企业资产保值增值额：用于反映报告期企业净资产增加额。计算公式是：
企业资产保值（增值）额＝
（调整后的报表期末所有者权益总额－不可比
因素影响额）－调整后的报表期初所有者权益总额
2、资产保值增值率：主要反映投资者投入企业资本的完整性和保全性。计算公式是：
资产保值增值率＝
调整后的期末所有者权益总额－不可比因素影响额
－－－－－－－－－－－－－－－－－－－－－－－×
调整后的期初所有者权益总额
100％
资产保值增值率＝100％，为资产保值；资产保值增值率
大于100％，为资本增值。
（二）资产运营效率指标
1、总资产收益率：指企业运用总资产获得收益的能力。计算公式是：
净利润
总资本收益率＝－－－－－×100％
企业总资产
2、净资产收益率：指企业运用净资产获得收益的能力。计算公式是：
净利润
净资产收益率＝－－－－－×100％
企业净资产
3、成本费用利润率：指企业成本费用与获得利润的比率。计算公式是：
利润总额
成本费用利润率＝－－－－－－×100％
成本费用总额
第十六条 煤炭内部审计机构对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审计，应按照审计程序进行。对审计中查出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企业规章的问题，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企业规章的规定和授权，提出处理、处罚意见或建议。
第十七条 对非国有独资企业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审计，应按本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在分别对“所有者权益”中的“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项目进行相应调整的基础上，按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发布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试行办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二条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